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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穷村是怎样把桥修起来的？

摘自“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委员会”《田间地头》丛书 第二册
（2005年7月）

　　修渠还是修桥？
　　这是一个贫困山村。我们工作组到该村开展参与式发展，首先想了解的是，村民有什么需求？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外来力量做什么？
　　我们组织了村民和村干部讨论。村干部一组在屋里，村民一组在屋外，用国际上正流行的参与式方法做需求评估。村干部的意见很集中，村书记提出：南边的山里有一股泉，如果整修渠道将泉水引进村，可以为本村带来大约500亩水浇地，水浇地可以种蔬菜，整修渠道大约要投资三万元，希望上级支持。村民的意见则很不集中，有的主张修学校，有的主张发展养牛，有的主张修桥，有的主张开矿等等。
　　晚上，我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村干部提出的修渠建议。多数村民代表认为没有必要修渠，有的说水量有限，不值得投入人力物力，根本浇不了五百亩地，更有一些村民指出，可以从这个工程收益的主要不是村民的耕地，而是村里的“机动地”，这些地是村干部们直接控制的，成了水浇地以后，这些地会被村干部高价转包出去，村民没有什么实惠。在村民代表中，一位老年村民赵金龙提出，最重要的是在村子的西边修一个小桥。村子地处山脚，村西边有一水沟绕村，每到雨季，山上有水时常冲击村庄，甚至切断从西边进村的道路，给村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特别是给本村儿童上学时进出造成危险。这个意见得到了更多与会村民的附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村民希望修桥，干部则坚持修渠。

　　互相指责，双方僵持
　　正在这个时候，县人民银行送来了25吨水泥票。村里可以凭票到水泥厂提取水泥。拿到了这些水泥以后，办件什么事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热点话题。一些村民继续要求村干部组织修村西边的桥，而村干部认为，仅有这些水泥无法启动工程，因为尚缺少石头、沙子等材料，雇工也需要很多费用。有的村民说，村书记的意见其实还是想坚持修渠。也的村民对干部的批评更为尖刻，甚至指责村干部干不了正经事。村干部则说“村民不仅穷，而且不关心集体，村集体的事情没有人热心”。
　　在许多村民看来，修桥是村干部的职责，村干部不行动，村民就只有观望等待，或者只能愤然。在村干部看来，修桥成为上级的事情，如果要修桥，就要上边还要把水泥以外的其他材料给够，而且还要把雇工程队的工钱也要足够，因为他们是贫困村。
　　于是，工作组连续组织村民开小组座谈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修桥当然是干部的事情，或者首先是干部的事情，但是，如果村干部做不了，村民该怎么办？或者说村干部不带领村民做，村民有没有办法自己组织起来做？上级政府支持的物资不够，村民可不可以自己再想一些办法？如果有人出面带领大家做，村民可不可以从各方面支持他们？这种讨论既正式搞，开村民会，也非正式搞，工作组成员到户里与村民有目的地闲聊。在简陋的村部开村民会议，晚饭后在烟雾缭绕中、争论和牢骚中开到十来点，每每无果而终。但是这些讨论和闲聊挑拨和激活了不少村民的想法。
　　同时，我也找村书记谈：如果村干部认为还是应该修渠，也可以；但是，不同的方案都要交给村民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看那一个工程更能获得村民支持，是否支持的具体标准是村民是否愿意义务出工，并且志愿捐一部分款。在这个基础上，如果项目还有困难的话，工作组可以帮助解决，向外部争取资金支持。意想不到的是，支部书记马上表示，修渠没有办法让农民义务出工，更不会得到村民捐款，因此支部放弃这个打算。

　　村庄能人出面，事情有了转机
　　终于，在两种主张僵持了十几天以后，以赵金龙为首的三个村民站了出来。赵金龙并不是村干部，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代表。赵金龙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很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形成于他过往维护本村利益的英勇表现。三年前，修铁路占了村里的土地，补偿很不合理，村民几次集体上访都没有结果。上访的群体中赵金龙没有参加，但是在上访无果村民被迫与铁路方面对峙在施工现场的时候，赵金龙挺身而出躺在了施工推土机的前面，施工被迫中断。村民一方终于胜利，铁路公司补偿村里五十余万。由此，赵金龙在村里的号召力陡增。
　　这次，赵金龙与几个村民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出面组织修桥。经过与我们讨论，赵金龙正式提出：由他和另外四个村民组成修桥工程小组，负责工程组织管理，工程用工可以发动村民义务劳动，部分沙石也可以自己解决，上级部门资助的水泥转为工程小组使用。工程管理的全过程公开，接受村民的监督。许多村民表示，如果这样做，将会积极参加工程劳动。

　　村民自己修了桥！
　　为了集中资金，工程小组尝试着在村民中募捐，并且公布了资金管理办法。这样做，不仅因为资金缺口大，外部资金难以完全满足需要，而且因为村庄公共物品应该主要依靠村民解决，外部资源是毕竟有限的、暂时的。到开工前，村民自愿捐款2160元。这个数量并不大，但是，在村庄历史上是一个突破。许多村民明确表示，如果按照原来村干部的做法，他们不仅不会捐款，而且连工也不出。
　　雨季过后，工程于9月中旬正式开工。在五位村民组成的工程小组统筹安排下，村民自愿出工500多个。因为村庄多数青年人在外打工，出工的主要是妇女和五六十岁的男性劳动力。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工程就竣工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干部，受村民精神和村庄气氛的感召，表现得也比较积极，配合工程小组工作也比较主动。（来自《中国发展观察》，赵树凯文，有改动）

（编者的话：读了这篇文章，读者朋友可能会有跟我们一样的想法，那就是：穷村不穷！对一个村庄来说，没有钱并不是真穷。村民们没有精神、对生活没有信心、对他人漠不关心——这才是贫穷，精神上的贫穷。在文章中提到的这个村子里，农民们通过修桥这件事，又把人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村庄里又有了活力，大家有了参与村庄事务的热情。其实，这一点，可以说，比修好了一座桥更要宝贵呢！）

穷村修桥的启示

　　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我想到的东西主要有三点：

　　第一，公共精神的重要。从我的调查看，公共服务领域越来越成为乡村冲突的基本领域。基本上说，冲突的起源有两类，一类起源于干部“做坏事”，诸如增加农民负担、贪污腐败等，一类起源于干部“不做事”，村民有很多公共服务需求，村里有很多共同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干部往往视而不见，从而引发农民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就成为一种弥漫在乡村社会中的冲突因素。
　　因此，要预防和化解乡村冲突，建立和谐社会，仅仅注重惩治品行不端的干部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但是，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然，金钱的、物质的东西很重要，没有这些东西很难办成大事。但是，作为一个贫困村庄来说，村庄内部的公共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有时候甚至是更重要的资源。村庄可以很穷，但是并不意味着一无所成。可怕的是，贫穷并且丧失了公共精神。在有的村庄，一边是无所事事的晒太阳、玩麻将和闲聊，一边是脏乱的街道、坑坑洼洼的路面，其实许多村庄公共建设，没有上边的资金援助也照样可以有所作为，但是，一些乡村却把所有问题都归于上级不给援助，把希望寄托于上级的扶持。更有甚者，当上级派来工程队援助一个贫困村庄打井时，从汽车上搬运设备需要村民帮忙，而围观的村民居然先要讲定价钱才肯动手。在如此缺乏公共精神的情况下，扶贫措施很难产生外部所期待的发展效果。所以，公共精神的建设非常之重要。

　　第二，村庄领袖的重要。这种村庄领袖，是那些在乡村公共管理领域真正具有倡导作用和组织力量的人，这种人可以是乡村干部，也可以不是干部。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起这种作用的一般是士绅。但是在当前，我们发现这种村庄领袖变得越来越稀缺。村庄的开放，特别是人口的流动，使得很多乡村精英离开村庄，很多村民对于村庄的关注程度下降。在许多村庄，其实有干部没领袖，或者说有村庄组织，没有村庄权威。正式权威衰落，非正式权威缺失，公共精神建设失去了激活的力量，才是村庄公共管理真正的困境。生活中的大量事例显示，在一个村庄，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村庄领袖，或者说有没有赵金龙这样的村民，往往决定了村庄公共建设的基本面貌。
　　第三，民间资源对于公共物品建设的重要。满足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应该重视动员民间资源。乡村干部不肯做或者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可以动员民间力量去有所作为。这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的公共需求，而且也提高农民的公共参与能力。民间资源的动员开发，应该建立保证村民广泛参与和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公共管理的过程要体现全体村庄成员的权利和责任。当农民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的权利得到充分伸张的时候，滥用公共权力的干部行为会受到制约，乡村干部的问责意识会得到增强，乡村内部自主化解冲突的社会土壤将不断深厚。（来自《中国发展观察》，赵树凯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