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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的历史教训 沈孝辉 至今西部开发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问题，大家都很关注，我也很关注。想借此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和自己最新调研的体会。 首先我们来谈历史。在中国文明史上有一个现象曾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这种现象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南北对抗 东西交通”。”南北对抗”指的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和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暴力冲突——这种暴力冲突不绝于册；”东西交通”以丝绸之路为代表，它既是南北对抗的必然结果，又是南北对抗的近一步发展，东西交通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丝绸之路古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 两千年以前，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不在东南沿海一带，而是在陕西汉中一带，即现在说的”西部”。当时东南沿海没有开发，是所谓的蛮荒之地。海洋对于我们的先民来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当时它比沙漠更令人望而生畏。当时世界上有两个最雄厚的政治、军事、文明中心，也与现在不同——在西方是罗马帝国，在东方是汉王朝。汉王朝为了抵抗匈奴，只有同西方国家建立联盟，于是便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的那段历史。当时的楼兰、乌孙这些国家（对匈奴）都一一臣服，这样就对汉帝国形成一种钳形包围，从北方到西方构筑了遏止汉朝国力扩张的壁垒。东方是海，北方是匈奴，西方又是匈奴的盟国，这种政治形势迫使汉武帝认识到，能否从西方杀开一条血路，关系到汉朝的生死存亡。所以当张骞打开西窗之后，汉武帝就制定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他先在河西走廊设了四个郡，开发屯田，兴修水利。站稳脚跟以后，在公元前101年开始屯田，通过楼兰、罗布泊一直发展到今天新疆的轮台一带，而且在沿途都修筑了长城，在新疆罗布泊一带修筑烽火台。 汉王朝开发西域向西扩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引进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这在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最重要的军事物资——那就是战马。在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早期的冲突中，草原民族总是借助战马的优势占上峰。在没有枪炮、坦克、飞机的时代，战马的冲击力和机动性使拥有良马的游牧民族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而中原的农耕区不产良马，所以它在与北方马背民族的冲突中屡战屡败——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从秦汉到唐、宋、明历朝历代的皇帝始终念念不忘的两件大事——一件是修筑长城，另一件就是引进良马。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迁居西域伊犁河谷的乌孙国，此国就出产良马。公元前115年张骞东归，乌孙王派使节到长安回访，献乌孙马几十匹。乌孙马从此传入了中原，汉武帝称之为”天马”——古书上说的“天马行空”一开始指的就是乌孙马。后来不久，汉武帝又获悉在帕米尔高原的大宛出产一种更好的马，叫“汗血马”，相传它日行千里，又叫“千里马” 于是他便派使者携带重金前去采购，不料大宛国王拒绝交易，因为那时交易“汗血马”就好像现在交易原子弹一样，谁有“汗血马”谁就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大宛国王不但不肯卖，还杀了汉朝使者，又阻断了丝绸之路，这一下把汉武帝惹怒了。于是在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两次西征，讨伐大宛。第一次失利，第二次攻下了王都外城，获得了“汗血马”三千匹。从汉武帝开始，利用从中亚引进的良马装备骑兵远征军，多次深入漠北与匈奴决战，果然马到成功，彻底改变了军事形势，使匈奴对中原的战争优势不复存在了。到了公元91年，东汉对匈奴发动了最后一战，一举把它赶到了西亚，再也没有回来，匈奴对中原帝国的三百年威胁就此解除。 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历史上进行西部开发更注重的是政治军事上的考虑，和当代不同，我认为当代的西部大开发更注重的是发展经济，取得我国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当然也有政治考虑。 从历史上看，为了在西部站住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如果从中原运粮过去在当时要耗费很大的国力，所以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屯田。从汉武帝经营西域时起，屯田就是被确立的国策。直到今天，屯田戍边，仍然是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构成的一个重要支柱。汉朝的屯田是从河西走廊经楼兰和孔雀河一直扩展到塔里木河中游一带，史书上记载的几个地方——米兰和新疆南疆的若羌县。离若羌县东北七十公里的米兰当时叫伊循城，历史上记载这个地方其地肥美，非常肥沃。 关于在伊循屯田还有一段故事：当时楼兰是一个小国，它为了自己的生存，谁也不敢得罪。在汉王朝和匈奴夹缝中求生存，只能对两个大国都表示友好。于是国王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送到匈奴那儿，一个送到汉王朝那儿当人质，叫作“质子”，以表示忠心不二。但事实上他发现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所以哪方面对他的压力大，他就只能往哪边倒。当匈奴势力大的时候，就往匈奴方面倒，把汉朝使者杀了。汉武帝就把楼兰王捉来提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楼兰王回答得很妙，他说：“我就好像是一个在两个铁锤夹缝中求生存的可怜虫，不两边倒我怎么能够活下去？”汉武帝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就把他放了。这个楼兰王的子孙（后一个楼兰王）又投靠匈奴，被杀掉以后，汉王朝让他在长安的质子回去作楼兰王，质子不干，他说我已经在长安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弟弟在国内，我回去以后非被他们杀掉不可，那里没有我的人，也没有我的势力。但是汉王朝觉得让别人当楼兰王不放心，怕他们再投靠匈奴，要他必须回去。他就说要我回去有个条件，楼兰有个地方叫伊循，其地肥美，在那里可以屯田，如果派一支军队跟我回去屯田，我依靠这支军队的势力，就可以站住脚。汉王朝同意了，就到咱们现在的米兰这个地方去屯田。当时米兰屯田发展很大，有上万亩，因为屯田积攒了粮食，经济实力也强大起来。后来不叫“楼兰”了，国名改叫“单善国”，成为西域的四大文明中心之一。 但是现在再去看米兰那个地方，一片戈壁，原来的米兰城还在，米兰的古迹还在，全是在一片戈壁之下，上面一层沙石的硬壳，一踩下去全是沙子。孔雀河也是一样——当时也在孔雀河屯田。所以从良田到不毛之地只经历了几百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居延海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发射飞船的酒泉航天中心，汉朝和唐朝的时候号称“居延大粮仓”。现在呢？居延海早就干了，粮仓也早没了。所以这里从汉到唐时代的屯田，在获得一时的战术上的成功之后，无一例外地都迅速化作了荒漠。从战略上来说它是一个败笔。由于不懂得生态保护，人类想拓展家园的美好初衷全都昭示了自毁家园的悲剧。详细的例子我就不说了。我在书里，从西汉到清朝，到我国解放后，写了很多例子。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结果，我觉得这与我国四百毫米的降水线有关系。在年降水量四百毫米以上的东南部，从自然的植被来说属森林植被，从农业区划来说应属农业区；在四百毫米以下的西北部，从植被来说是草原和荒漠，从农业区划来说应属牧业区。这种区划是大自然规定的，如果违反大自然的规律，非要到草原和荒漠地带开垦，变牧业区为农业区，就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后人复哀后人。我这里引用的是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说前人不可能哀叹自己，后人来哀叹你，如果后人哀叹你的时候不以你为鉴，那么还需要后人继续哀叹后人。在西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开垦草原和河谷林为耕地的做法走的不就是一条不断开垦不断拓荒，使得沙漠化地区不断扩大，人类家园不断退缩的路子？结果是唐宋人哀叹秦汉人留下的荒漠，而唐宋人又继续开垦；明清人哀叹秦汉、唐宋人留下的荒漠，而明清人还在开垦；现代人哀叹秦汉、唐宋、明清留下的荒漠，而更变本加厉地，还在开垦。为了解决粮食问题，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国在西北地区兴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毁林毁草开荒高潮。我们半个世纪的开荒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两千年，开垦一共破坏森林三百万亩，草地一亿多亩，造成了大面积的土地荒漠化。短短半个多世纪，荒漠化扩展的速度就增加了两倍，从1560平方公里到3460平方公里，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卫星拍摄的我们中国的照片，恨有震撼力。按卫星的分辨率，我估计一平方公里也就是针眼那么大一个点，也就是说森林面积小了它反应不出来，只有面积大片的连续的森林才能反映得出来。再一点，照相机是不会说谎的。比方我们现在计算说有20%森林覆盖率，其实一公顷林地只有20%林灌的面积，其他80%没有。你可以这样计算，但是人家照相机不这么算，照相机一看这就是黄土，因为它显示的一个点里面绿的只有20%，黄的是80%。我看了之后心里觉得非常难受。 看到这种黄土连连、沙尘滚滚的中华大地的时候，我们不免要羡慕，人家俄罗斯、美国、巴西怎么有那么多林子，环境那么优越。是老天不公吗？其实并非老天不公，几千年前我们中国的森林比谁也不少，生态比谁也不坏，只是连消耗带糟蹋，我们自己把它毁掉了。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森林是衡量生态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森林覆盖率的古今对比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经历了如何剧烈的历史变迁。 四千年前，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64%，1998年第五次森林普查的结果是16.55%。这两个数字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四千年前的64%全是原始林，四千年以后的16.55%原始林只剩下了2%，98%都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所以从森林质量来说，它是不可比的。这个16.55%要是折成原始林的话，那就更可怜了。基本的情况，我这里也有一组数字，大家一听也就明白了：陕西省2000年前的森林覆盖率是40～45%，1949年是9.8%，现在是24.15%——2000年前的是原始林，49年的时候大部分也是原始林和天然林（天然次生林），而现在的24.15%虽然上升了，但是大部分是人工林；甘肃省2000年前是30%，1949年是6%，现在是4.33%，呈下降趋势；青海省2000年前是20～25%，1949年的时候是0.26%，现在是0.35%；新疆2000年前的时候是10～15%，1949年是1.7%，现在是0.79%。所以我们不能责怪老天不公。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以前的森林覆盖率是53%，到49年的时候就剩下3%了。2000年以前那里53%的森林，其他地方还是草地呢——也有植物覆盖，不是说没有森林就是裸露的，我们只统计了森林，没算草地这一块，草地这块损失就更严重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国古代西北的湖泊比今天多，面积也比今天大，著名的罗布泊、居延海现在都消失了。古代西北的内陆河河水比今天丰沛，长度也比今天长，今天的塔里木河和黑河全都断流了。最近搞了一些引水工程，向下游注水，但是量很少，对生态的恢复作用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始终走的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绕来绕去，也绕不出“后人复哀后人”的怪圈。我不知道我们的子孙会对我们现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沙漠化发出怎样的哀叹。 2000年我国提出西部开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了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走的不归路，我担心今天的西部大开发要导致新一轮的生态大破坏，于是写了几篇文章。除了刚才那三篇以外，还有两篇。一篇是《中国沙漠化防治的政策思考与对策建议》--这篇文章在很多地方都转载过，还有一篇叫《寻找戈劳洛迦》。我在《寻找戈劳洛迦》这篇文章中讲了一个关于沙埋古城的传说，这个传说是我在新疆听到的。你如果到塔里木盆地，不管走到哪一个偏远的小镇，只要能够跟当地人交流，他们都会给你讲这个故事。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它的寓意太深长了。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有一座被沙漠淹埋的古城，城里堆满了东方的丝绸和西方的金银珠宝，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古城。到底有没有，现在也没有找到，这个古城的名字就叫做“戈劳洛迦”。史书上有记载，老百姓把它演绎了。传说有很多找宝人走进过这个古城，但是人们能进去却出不来，因为这些人太贪婪了。这个古城里的宝贝可以欣赏但不能占有。当你欣赏它的时候，古城会向你尽量展现它的美丽和繁华；当你想把它拿走的时候，城门就关闭了，沙尘暴乍起，很多人就迷失在里面。我听了这个故事就联想到圣雄甘地说的一句话：“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它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人对自然的索取不能超出自然的承载力，超出了自然就会退化，而且难以恢复。这是不可持续的旧发展模式。 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已经提出三年了，这三年中西部经济确实在发展，“西部发展，生态先行”的政策也在实施。比如说“天保”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尽管现在问题不少，但总的来说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然而西部的生态一方面在建设，另一方面又在破坏。我想谈谈关于破坏的问题。现在西部的生态破坏和以往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毁林毁草、垦荒的破坏目前也还存在，但是主要的破坏第一是对于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第二是对江河生态的破坏。对江河生态的破坏主要是滥建大坝--最近媒体上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也在这方面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慎建大坝，还我江湖》，还有一篇是《大坝发电是落后的生产力》，还有第十期《中国国家地理》的《大坝惹是非》。 8月份昆明研究水坝的同志邀请自然之友派一个代表参加水坝研讨会，于是我参加了。在昆明那次水坝会议之前，我去了解了一下，一了解吓我一跳。你们看现在的梯级开发：嘉陵江规划17级梯级开发；闽江上游干流规划7级开发，其支流马江河9级开发；大渡河干流17级开发；雅砻江干流21级开发；乌江干流11级开发，其支流芙蓉江10级开发；金沙江中下游规划12级开发；澜沧江中干流在云南省境内规划14级开发；怒江中下游规划13级开发；珠江上游的红水河10级开发，另一条支流规划10级开发。这还不算，其他地方比如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也要建3个水库，把天鹅湖给淹掉，保护区说我们的天鹅怎么办？人家回答那不就是几只鸟吗？……这种水电开发使大江大河丧失自然本色，使之“水库化”。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已经很多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也知道它的危害性。水利水电部门这种行为是全然不顾河流生态的，如此大规模的开发也超出了国民经济对能源的需求。有人对这个问题算过一笔账，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每年经济发展比例八点多，发展对水电的需求也应该是按比例的。如此开发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需求，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生态破坏了，经济效益也不会很高。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起作用的，并不是像有些人唱的高调那样——“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部门利益驱动。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和一位朋友聊天，当谈到水电开发的时候，我问他有关部门什么意见，他说他也曾问过相关专家为什么我们要建这么多大坝，有一个水利权威，科学院的院士，他回答了一句话，让我也吓一跳。他说：“不建那些大坝，我的学生往哪儿分？好几十万工人干什么去？”所以实际上不是为了需要，而是部门利益驱动，还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当然，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一个大坝都不建也是不可能的，都去保护河流生态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坝是五六十年代的规划设计，那时的设计根本就没有生态理念。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是否应该重新进行设计呢？你应该把生态专家、社会学家都找来，和水利专家坐在一起，研究哪些地方可以建，哪些地方不该建；哪些地方可以建高坝，哪些地方只能建低坝；哪些可以先建，哪些应该缓建。象三江并流那个地方都列入了世界遗产，怎么能够建呢？不该建的就给它停！中国只有两条江没有建大坝了，能不能留下一条江让后代看看中国的江河是什么样子！别以为都是水库那就叫江河。重新规划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这件事倒是应该做的。水电部说大坝“绿色能源”，他说火力发电污染空气，所以水力发电就是绿色能源。但是水力发电破坏生态啊！火力发电对生态的影响还没那么大呢！我在环保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引申了一个观点：“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生态就是破坏生产力。”我也给他扣了一个帽子--大坝发电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三个代表不是说我们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吗？那么滥建大坝恰恰就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前进方向。现在许多国家都要拆大坝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至少应该慎建大坝，省得建了以后再拆。 下面再谈谈旅游开发改变了自然保护区的性质，使之无效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当前西部大开发中的第二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几年自然保护区真不少，国家级的记载有七十多个，其他保护区加起来有两千多个，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十几。从数量上来讲，在世界上也算比较多的了。但是就好像我们种的人工林一样--我们种了七亿亩，号称世界第一，但效果怎么样？人工林确实越来越多了，可是水灾、干旱也越来越多了，水土流失依然严重，环境质量整体上还在持续恶化。只有当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止甚至好转，才能说生态建设取得了成效！如果还在恶化，说明这里头还存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处理好。自然保护区也是一样。那次科学院在参加南非召开的世界公园大会之前请了一些人来谈自然保护区的问题，会上提出了一个名词--自然保护区的有效性问题--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保护区虽然很多，但是是无效的，建了也白建。保护区面临的旅游开发大规模破坏，使旅游和保护的矛盾空前尖锐。滥建宾馆、饭店、公路、机场、水坝等人工设施改变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权属和性质，使之变成了实质上的风景观光区，造成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因为我国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战场。所以旅游开发对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破坏是当前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又一大严重问题。 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生态旅游，我们准备好了吗？》，在很多杂志上转载过。我在文章里谈到我们在生态旅游问题上存在两个方面的欠缺：一方面是来自旅游群体的层面。游客把生态旅游视为一种户外休闲娱乐活动，在旅游时不知道自己对环境负有什么责任，许多人对吃、住、行、游、购、娱的传统旅游六大要素要求太高了，一些人希望在旅游中也能得到都市人的享受，气不喘，汗不出，雨不淋就能欣赏到世界顶级的自然风光。这种物质享受型的文化旅游其实是一种低层次的旅游，与生态旅游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这种物质享乐型旅游的社会需求，并借此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不少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和旅游经营部门都竭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衷于在风景区内大兴土木，筑路修桥、架设缆车和兴建桑拿舞厅之类一应俱全的星级宾馆饭店。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奢靡之风，更导致了许多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 这“三化”使自然度、自然美和自然资源均遭受到令人痛心的毁损。我在文中举了一些例子。一个是泰山，他们敢在“泰”岁头上动土！泰山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圣山，自古以来就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之地，就是“九五之尊”也得拾阶而上，几千年来才保护得这么好。现在修了三条缆车，为了修缆车把泰山的月观峰炸掉三分之一的峰面。他们就这么对待我们的历史遗产！黄山也是啊！敢在“泰”岁头上动土，自然也有人不怕在“震旦国中第一奇山”的黄山上做手脚。这又是一个“双遗产”，也修了三条索道，上面成了一个小城镇，多的不说了。我写张家界的小标题叫 “张家界记吃不记打”。张家界因为搞宾馆饭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张家界政府亮了黄牌提出警告，，批评说“武陵源景区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地区”，“在峡谷入口处和天子山这样的山顶上，城市化对自然界正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张家界于是痛心整改，拆迁了景区房屋2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124家宾馆、酒店，付出了10亿元的代价。这10亿元的代价还没有买到教训--张家界在大开人工景观的同时，又筹资1.2亿元在景区建造了号称“世界第一户外观光电梯”的“百龙天梯”。事情还没结束，百龙天梯没干多久，张家界就在今年1月份又举行了天门山索道工程的奠基典礼。天门山就是大家知道的有一次表演飞机穿天门的那座山，那座山是自然保护区呀（它不在张家界，在张家界旁边）！它保护的对象是珍稀珙桐、红榧以及山顶独特的“空中花园”--旅游部门称它为“空中花园”，实际上是开满了杜鹃花的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建一个世界上最长的索道，一直通到天门山山顶上去！所以我说“张家界记吃不记打”。 我在文中举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谈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大自然不是快餐；第二个观点：自然文化遗产不能“再造”；第三个观点：公益性不可本末倒置。我把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根据有效性、无效性分了五大类：第一类是理想化的保护区，应该是旅游规划得科学合理，管理严格，区内基本上没有人工设施和景观，保护区的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旅游协调统一。这种理想化的保护区西部几乎没有，东部倒好像有一个，武夷山保护区可以说是搞得比较好的，保护区的黄岗山上面只有一条公路，里面没什么设施。第二类是总体上情况良好的保护区，保护区的资源管理与旅游管理是统一的，旅游收入主要归于保护区和区内的居民，但规划不完全合理，或者是公路和人工景观还较多。这类代表我认为是卧龙，基本情况良好（当然这是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但是也有朋友不这么认为，她说卧龙把大熊猫抓回去人工饲养，带了一个最坏的头，现在好多保护区都纷纷跟它学，搞野生动物饲养场。当然我在这里谈的是旅游开发，不是建饲养场对保护区的影响，所以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我给它算二类。第三类是保护区基本上掌握着资源保护和旅游管理权，旅游收入和地方分成，区内人工景观过多过滥，比较典型的是长白山。第四类是保护区的资源保护和旅游管理分离了，保护区负责保护管理，地方旅游部门负责旅游管理，旅游收入被地方拿走。区内人工景观过多过滥，最典型的就是九寨沟。第五类是保护区名存实亡，旅游部门大权独揽，随意开发建设，已经变成了实质上的风景名胜区，这类代表就是哈纳斯。 上个月我们在中日友好环保中心专门就哈纳斯的问题开会讨论，有一个新疆大学的教授讲了一下，问题非常严重。我也刚从哈纳斯回来，可以说触目惊心，看了以后非常难过。我这二十年去过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第二次是过了九年之后的1993年，第三次是2003年，又是过了十年。这三次感受绝对不一样。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了一个礼拜，因为没有正经的路可走。第二次去用了两天。这次去很快，我用了一天。可能你们以后去就更快了，因为现在要在离那儿三十公里的地方修一个飞机场，在哈纳斯保护区核心区修一个停机坪。 三次感觉很不一样。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惊讶，在现代社会里竟然有那么一个世外桃源，森林草场保护得那么完好，老百姓那么淳朴，而且非常神秘。我觉得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的东西太有价值了！我讲一件事你们就知道它的神秘之处了。那时候是84年，哈纳斯不搞旅游，但是也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就千辛万苦地跑来看看。当时没有旅游部门，旅游归牧业社管，牧业社有一个招待所，就是一个木头砌的房子，有那么一两间屋子。如果来了人他雇一个临时工给你做做饭，饭也很简单，就是烤饼和奶茶。我去的第二天又来了一伙人，开着吉普车，来的时间比较晚了，但是他们想吃牛肉，就跟老百姓买了一头牛，他们专门挑小牛--肉嫩。要是好好杀了吃也可以，这些人还要玩一玩，于是就在草场上骑着马追那牛。牛受伤以后拼命跑，血溅得到处都是，拼命叫唤，最后小牛死了。结果把整个草场的牛群全被激怒了。第二天早晨我推门就推不开了，我纳闷谁把门反锁了。后来我从后窗户爬出去一看，我住的那个牧业社的场院有密密麻麻的几百头牛在抗议！抗议人类的暴行（你们没有见过可能怀疑，真有这事儿吗？真有！）。原来那些人吃完牛以后，把牛皮、牛肚正好全扔在了我的房子前头，当天晚上跳舞唱歌折腾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这些牛就按照逆时针的方向绕着那堆牛粪转，转到那儿的时候就叫几声，非常凄惨。当时牧业主任一脸惶惑，慌慌张张跑过来，牧民就告诉他：“今天出怪事了，牛不去草场，全绝食了！”我正好碰上他，他在那儿大发雷霆：“我们几百年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牛就是任人宰割的，它怎么还抗议了？”就让牧民用鞭子赶。怎么赶，怎么打，牛就是不走。了解情况后，我就跟牧业主任说，“我们人太残忍了，你可以杀它吃它，但你不能虐待它。你得尊重它，牛也有‘牛格’。”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牛群才自己散开。所以我觉得哈纳斯是这么神秘的地方。而且我到那儿的时候，没有看到过一个树桩。当地人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森林保存这么完好。那地方冬天那么冷，一年有八、九个月是冬天。他们烧什么？他们用什么？为了保存景观的完整性，他们在林子里间伐一些小树来盖房子，所以从整体上看一个树桩都没有。他们烧的柴火全是捡树上掉下来的枝丫，完全够烧。我就问那个汉族的保护区管理人员，我怎么没看到他们的柴垛呀？他回答一句话：“这帮人懒得很，有明天烧的不捡后天烧的。”我说这就对了，要都像我们汉族人这么“勤快”，林子早就砍光卖掉，变成钱了！ 今天的哈纳斯已经今非昔比，所以我觉得非常痛心。原来自然保护区是归林业厅管，林业厅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去管理，限制地方旅游开发的规模。因此地方政府极为不满，认为挡住他们的路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双方不断地发生冲突。后来因为地方政府得到了自治区政府的支持，把保护区的大门也拆了，人也打了，公安执法人员全给拘留起来了，把边防军都找来了。最后自治区政府一道命令--让林业厅把保护区交出来，给地方！这一下子，他们就开始在里头滥砍滥伐，保护区变成一个镇了。然后让当地的图瓦族一部分搬到河的西边去，东边都要开发，变成大宾馆、大饭店，几星级几星级的。后来河西边又要开发，让他们又搬家，不断地搬家。剩下没搬家的图瓦族人因为不会经营，就让布尔津政府的工作人员每年夏天去承包牧民的房子，一年挣几千块钱。所以当地人民从旅游开发中没有得到什么，而且被排除出去了。保护区生态破坏了不说，图瓦族还出现社会问题，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是旅游部门认为我们哈纳斯的经验是最成功的经验，要推广，要把哈纳斯变成全世界旅游搞得最好的保护区--非常可笑--而且现在正在这么做。还准备修飞机场，修一条穿过核心区到俄罗斯的公路，还要绕哈纳斯湖修一条几十公里的环区旅游铁路，规划搞得红红火火，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哈纳斯是西北最重要的保护区，也是唯一有泰加林的保护区，它的破坏是不可弥补的。我现在担心的是，很多地区的政府--不单是新疆地区政府，全国搞旅游的地区政府--也到那儿取经去，所以我觉得哈纳斯有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所有的保护区都要按照哈纳斯的模式，变成风景名胜区，划归旅游部门管理。虽然还挂着“自然保护区”的牌子，但那是障眼法，给别人看的，他在里面干什么事不通过上级主管部门，保护区也是地方政府派的人。我现在正在整理有关材料，准备就保护区盲目旅游开发的无效性问题好好写一篇文章，我也希望对这个问题能有多一些人介入，搞一个研讨，把它推向深入。 最后我总结一下，中国西部开发历史教训：第一条，转变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按生态规律行事；第二条，转变沙漠化防治工作的重心，从治沙为主到防沙保护为主；第三条，反对推卸环境恶化的责任，倡导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第四条，建立让公众参与的环境决策有效机制；第五条，实行生态专家一票否决权，建立环境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现在还可以加上几条，但是如果让我选择最重要的一条，我觉得是：可持续发展呼唤人文精神。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之所以严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文精神的丢失。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道德，其中包括社会道德和生态道德。很多坏事都源于道德的缺损，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想从几个正面例子来谈谈人文精神。不久前上演了一部话剧《哥本哈根》，我看了以后很受震撼。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说的是两位搞核物理的科学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丹麦人，他们原来都在德国，后来纳粹上台，一个受迫害去了丹麦，另一个被希特勒利用留在德国。这两个科学家是真人真事，他们是师生，而且都得过诺贝尔奖，这在当时来说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了。希特勒想发展原子弹，但是这两个科学家没研究出原子弹来。他们死后在天堂见面，就讨论到为什么没研究出原子弹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发现他们都犯了一个计算公式上的低级错误--两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因为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没能研究出原子弹来，这是不可思议的。闹了半天，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根本就不想发展原子弹，成心把这个计算公式弄错了。什么是人文精神？这就是人文精神！因为他们认识到核爆炸对人类可能带来的毁灭的后果，所以虽然他们能够造出原子弹，但是他们不造，根本就不想造。我们许多专家学者往往是部门利益至上，搞水利的拼命上水利工程，大坝建设越多功劳越大，不愿意考虑生态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这方面咱们国家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是个例外，他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建设方案，结果被打入另类，但是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我觉得他的一生正好应了那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比如说化学，化学工业有没有必要搞？当然有必要。但是化学工业造成了环境污染、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个问题科学家们考虑过没有？他可以不考虑，就像建大坝一样，是能源的需要啊！但是有一个化学专家（名字我忘了，也是个院士）有一句忏悔：“过去我们搞化学的是犯罪，今后的任务是赎罪。” 我就觉得这些人很可爱，他完全可以说“我没有错，我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或者说“我那时候就是这样认识的”，他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但是能讲出这种话来，这个人的品格是太高尚了。所以一个人知不知道忏悔，可以表现一个人的人格。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你看德意志民族，我就很尊重，虽然它出过希特勒，但它知道忏悔，德国总理到哪国都给犹太人墓地下跪，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日本就不知道忏悔，日本的有些人我是很尊重的，像远山正英，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到现在还并没有很好地忏悔。 当然有人文精神的不一定是学者，林业系统有一个很著名的劳模叫马永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劳模，但是马永顺这个人的高尚在什么地方，很多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就看上他的一席话。当年朱镕基在接见马永顺的时候，一再肯定他：“你以前砍树功不可没，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现在造林再立新功，也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他却说：“我这一辈子罪大于功。”他的解释是：树都砍光了，现在没饭吃，都下岗了，二是破坏了环境，下点雨就发水。朴素的语言，却是深奥的道理。他完全可以说，砍树是国家的计划，党让我砍我就砍，党让我种我就种，我跟党走。如果没有人文精神在里面，他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我觉得有没有生态道德，不在于学问多大，受没受过高等教育。去年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清华大学有一个高材生用火碱和硫酸泼熊，造成几只伤残，他还说是做实验。这种心灵的冷漠比病毒还可怕！如此冷漠之心出在清华大学是偶然的吗？我当时就给清华大学哲学系一位博士生导师打电话，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并不是偶然的，清华大学是一所理工大学，科学精神浓厚，而人文精神淡薄。把动物仅仅看作实验对象,这正是科学人的标志。科学人认为科学就是以“人”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论者，而对其他生命不尊重。所以他说这正是清华大学教育的一个失败。这件事让我联想到，2000年5月的时候清华大学环保社团的一个座谈会上，当有人介绍昆明花了40个亿治理滇池仍无效果的时候，一个学水的女博士居然用轻松的口气说：“那还治理它干嘛，填掉不就算了？”想必这也是“科学人”的典型思维模式。女博士对环境问题的冷漠当场激怒了与会的杨萍老师，她就反驳说：“地球不是魔方，不是你可以随意转动改变的！”杨萍老师说，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开设生态伦理学，正是人文教育的缺失、错位从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许多社会和生态问题。 总的来说，我觉得没有文化、道德、人文精神的支撑，人将不成其为人，人类社会也将是一群经济动物的集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