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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分割下的草原 林易 人类一切生产生活方式，归根到底还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历史上，我国西北地区许多的草原和绿洲最终成为人造荒漠，原因很简单，我们在本不适合农耕的地方，大规模地垦荒、屯田、过度发展经济、大量迁入人口，最终，自然资源消耗一空，草原和绿洲成为了荒漠。 在一般人看来，蒙古族只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其实不然，这个草原上的民族在长期的文明历程中，也从事过渔猎、农耕和圈养牲畜等多种生产生活方式，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不是蒙古族选择了游牧，而是草原选择了游牧，唯有游牧，才是和草原自然环境相协调。由于自然降雨的关系，决定了草原是一个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只能轻度且有规划地利用。在草原上，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比起定居圈养牲畜和农耕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优势和合理性。 游牧不断游走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人们的生活中不能囤积大量物质财富，这无形中减少了人们对物质享乐的过度追求，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对草原的生态压力。因为常年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和游走，游牧民族对自然规律十分了解，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何时何地可以放牧多少牲畜和放牧多长时间。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自己今后生活持续的考虑，他们非常严格地恪守这些生活原则，甚至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专门以法律和歌曲等多种形式将这些自然规律和生活准则明确和流传下去，这对于今天我们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仍然有极好的指导作用。相反的，定居的生活方式无形中增大了人们的惰性和物质需求，强化了对人群的依赖，弱化了对自然的敬畏和了解，这在生态脆弱的草原环境里是致命的。从五十年代以来，大量非牧区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地进入草原。由于对这里自然条件的漠视和生活方式的不协调，外来的移民开始在草原上大量开垦农田，并发展小城镇。农田的增加，极大地透支地下水资源并破坏地表土壤。 在我国，长城以北地区基本上处在低于年均400mm降水的非农区，这些地区的天然降水不足以支持根系短浅、耗水量大、生存能力差的农作物。为了灌溉，人们只能打井抽地下水浇地。在内蒙一些地区的灌溉用机井已超过300米深。另一方面，草原上的天然植被在春夏秋三季保持活性，冬季休眠时期，地上部分仍可以很好地覆盖表土，不致表土被大风吹起。但是农作物在草原上的生长期大都少于100天，收割之后，一年中大半年时间里，表土处于无保护的裸露状态，风一吹就形成扬沙。同时，丧失了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后，来年，人们为了增产，只得向贫瘠的土地里大量施撒化肥，进一步破坏土壤活力。如此三五年之后，开垦不久的农田就撂了荒，成为新的沙源。 如今的草原，合理的游牧生活越来越少了。随着定居点不断扩大，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人定居下来了，就要有较固定的草场，于是仿照农区的包产到户方式，草原上也开始划分草场给个人。然而，在推行这一政策的时候，决策部门仍是忽略了农区与牧区天然的环境差异，基于这些差异，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能参用同一标准的。农田包产到户之后，调动的是农民加倍向土地中投入，投入越多土壤出产越多，然而在草原上，划分草场之后，调动的是牧民加倍向草原索取的力量，用这种刺激生产热情的政策，只能加倍破坏草原生态。 定居并划分草场之后，牧民间的交流趋向淡化，人与自然之间也多了隔阂，牲畜作为草原生态系统的一员，不能参与食物链的能量交换，草原生态日趋退化。 草原上的草也有很多种，大致可以分为一年生和多年生两大类，多年生草根系长，地下生物量高，冬季对地面覆盖度好，有很好的固土作用。一年生草大都根系短浅，地下生物量低，冬季随风连根拔起，致使土地失去保护。如果草原上的一年生草成为优势种群的话，同样也会象农作物一样，在生长期内看上去欣欣向荣，冬季一到，土地裸露起沙。所以需要一个可以适当抑制一年生草疯长的因素，维持草原正常的生态结构。 在长期协同演化的过程中，牧民驱赶着牲畜群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一直扮演着草原生态系统协调者的角色。春季，一年生草首先萌发之际，牲畜群会首先采食这部分草，待到多年生草开始复苏之后，牧民们赶着牲畜又去了别的地方。这样，等于给了多年生草更好的生长空间。定居以后，由于畜群不能按季游走，只能在狭小的草场内见什么吃什么，草场不但不能得以休养生息，更弱化了多年生优质草的生存条件，加速了土地退化。因此，在广大牧区，从草原合理承载量的角度上看，目前还没有普遍出现草场超载过牧，然而，因草场划分的做法，却使得客观上出现了草原退化的情况。同时，游牧时，畜群的运动不但增强了牲畜体质，更通过采食不同地域的草调整补充了牲畜体内所需的不同物质元素。定居之后，这些都只能通过人工方式解决，也间接地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如今草原上出产的肉奶制品已远非昔日人们头脑中的健康食品了。 近些年，在草原上又出现了新一轮定居热潮――围封转移，并由此引发了小城镇建设运动。 所谓围封转移，就是将草原封育起来，希望在没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恢复草原上繁茂的植被，改善生态状况。但是，这一急功近利的做法又忽视了草原是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牲畜是这一系统当中不可或缺一员的现实。没有了牲畜的加入，植被和土壤之间失去了一个转换加速器，一年生杂类草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多年生优质草被排挤，草原在历经三五年杂类草维持下的泡沫式繁荣之后，急转直下地退化了。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已有不少事例，一些从前生长良好的典型草原，在围封转移之后，不但没有恢复到应有的原生面貌，反而变成了灌木为主的荒漠化草原，甚至根本就成了一片荒漠。 将草场围封之后，牧民失去了生活基础，不得不集体迁移到别处。本来，这些被围封的草场是牧民已经承包下来30年的拥有使用权的自家草场，但是围封大潮一来，地方政府撕毁了协议，强行侵占了牧民的草场，这一明显违法的举动正在成为草原改革的一部分。 被转移走的牧民已不再是真正的牧民，他们大都没有了草原，因此也不能养育大量牲畜，为了生计，他们其中有的变成了农民，在移民村周边再次开垦“荒地”，从草原的儿女，变成了草原的破坏者。 一些大企业瞅准这一机会，推行公司加农户的生产方式，诱导失去草原的牧民为企业养奶牛。表面上看这的确解决了眼下转移之后牧民的生计问题，但在背后却隐藏着更多隐患。公司加农户，实际是一种不对等交易。公司因为资金雄厚，农户因为身单影孤，所以，牲畜品种和产品价格都被掌握在大公司手中。农户要贷款购买昂贵的种牛，这样的贷款常常又是难以偿还的。同时，产品价格并不稳定，农户随时面对降价风险。更重要的是，公司可能根据消费市场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战略，但是产品结构调整的风险最终都被转嫁到农户手中，这时，他们的贷款可能尚未还清呢。所以，对于转移之后的农户来说，公司加农户的生产方式并非是一种保障，不如说更像一种冒险。围封转移之后的原牧民其实是失去了生活的基础。 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出现在草原上。由于大量的围封转移和公司加农户，奶牛用的饲料需求量空前上涨，在草原上出现了数不胜数的饲草种植基地，和农田一样对草原生态构成极大威胁。同时，由于传统的牧民不懂得农业生产，开辟出的饲草种植基地只能大量雇佣外来的非牧区人员来经营。随着围封转移的程度加大，外来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成倍增长。于是，围绕着围封转移的移民新村，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城镇。这些牧区的小城镇不是因为牧业产品交换而逐步扩大形成的，而是由丧失了原有草原失去了生活保障的牧民，以及外来的不了解草原自然规律的农民构成。人口的增加势必消耗更多的资源，按照联合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来计算的人口上限早已被突破。在北京正北正蓝旗的一个镇，原本只能供给1.2万人的水资源在镇政府的5年规划中要养育6万以上的人口。 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生活所需，又进一步在城镇周边出现了乡镇规模的诸多小企业，各种污染倾倒在草原上，最重要的是，这种人为硬性推行的发展方式并没有给牧民带来任何生活的改进，相反的，更多的原牧民明显感到了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失去草原之后精神的空虚，这之后，必将有更多的社会问题出现。 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应该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应该有着不同的对发展和富裕的定义。城市化、现代化是需要的，但它不是一个社会普遍和唯一需要的。生态学上强调只有多样性才有稳定性，社会发展也应该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把草原还给牧民，恢复他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对于这个民族和这片土地来说才是最好的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