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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草根之窘境
杨皓
过往的两年似乎是国内NGO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各种研讨会和交流会层出不穷,会上常见的场面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中国NGO的发展。可是每次我们都能注意到,总有几张熟悉的老面孔,带着牧区和乡村尘土的沧桑,坐在会议室的某个角落里,有些困惑又略带疲倦地看着眼前这批人。而往往这个时候大家正在激烈讨论的议题,就是如何为这些坐在角落里的群体提供帮助和指导,规范他们的运作与发展。这群角落里的人,被称为中国的草根组织,他们原本象小草一样,紧贴大地却毫不起眼,看起来柔柔弱弱。他们本来是分布在边远地区最基层的社区里,很久不为人知,现在却被人从地表洼地拔了出来,浮出沙面,大概是因为城市里的NGO渐渐发现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荒漠化了,而草根们正是处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地方,年复一年地埋头苦干着。
于是草根们开始被邀请出入城市的星级酒店和高级研讨会,但是他们带着满身的尘土,显得与这类场合格格不入,而且原来汲取水土养分的细长根茎被拔松拔断了,于是乎困窘之态频出。好在有这些城市里的NGO朋友,有着丰富的NGO理论知识,有的还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他们深知他们的困顿,他们慷慨地为他们出谋划策。他们扶持他们走出困境,他们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未来。
我曾有幸参加过一些针对草根组织状况的讨论和培训,愿将一些收获与感触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能力之窘境
谈起草根组织,我们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能力不足。现在连暑期实习的大学生考察团体,大多都能在下乡访点前突击培训丰富的参与式农村工作手法,然后带着PRA、社会性别意识、半结构访谈、社区资源图等利器和一大堆问卷下乡,并且最后总是能满载而归。相对而言草根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掌握的技能贫乏得很,曾有一位草根组织的朋友笑言,我们是通过喝酒、蹭饭、泡妞来了解社区。如此粗俗和简陋的手段,连工作手法都谈不上,又如何能帮助更多的人实现美好之理想。由此大家得出结论:草根必然需要接受更多的能力建设。而这个阶段很多资源组织喜欢做的事情,也正是在能力建设方面伸出援助之手,资助草根参加各种培训和交流考察活动。
然而这类活动中,有些事总让我觉得纳闷。
我曾和几位PRA专家访问农户,这些专家倒不嫌农家炕头和茶水脏,纷纷席炕而做,端着茶水侃侃而谈,农民则一脸恭敬地在一旁洗耳恭听。完了之后专家们给农家的儿女留下一两样小礼物,方才的宏论不知是否还回荡在这片山水间,双方却自此再无缘相见。倒是那些草根组织的朋友,虽无各种理论装备,却能长期呆在一村一寨,言行举止如同邻家之青年。久了村民们便待之如家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唠唠家常,农民脸上的表情可是生动得很,再无专家来访时的木讷。
如今的NGO也有所谓科班出身,他们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系统丰富的理论学习上,却甚少全程参与过基层的社区发展,更不用说长期呆在他们宗旨宣称服务的社区中。当撰写论文报告需要了解社区声音时,甚至还需要花钱或者送礼物来向他的“帮助对象”购买。如此推论,是否能够在几小时内“购买”到社区的声音就是有能力呢?当然,其手法还要有理论指导,其报告还要文笔流畅、逻辑严密。至于报告中调查到的东西是否真实全面,各类发展模式到底为谁服务,自然是不在能力评判标准中的。
这不禁让我纳闷, 到底是谁在面临能力的窘境?
所以我这里想说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窘境。人生天地间,与自然、与人沟通的能力原本与生俱来。只是我们在城市中生活久了,就像是生长在精密仪器看护的实验室里的花草,整天沉浸在营养液里,才渐渐失去了与阳光、雨露、水土的交流能力。我们指望着借助某些成熟的理论指导,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避免少犯错误,岂知理论再完善,又怎能帮我们找回天性中丢失的精神?那样的思路下我们自己生长得就象转基因作物一样,若以对抗病虫害或者抗寒、旱以及保持高产等为标准,自然传统作物和野生杂草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草根工作能力的窘境,不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显现出来的么?而恰恰是这些自然传统的作物,能够开花结果,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倒是转基因作物,除了某些被夸大的优势以外,面临其它的灾害便束手无策,又无法自然育种,在整个大的生态环境里,多少显得有些畸形和水土不服。
到底我们可以用怎样的标准去衡量所谓的能力?在我们大谈加强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之前,我们能否回答一位村民的问题——“这些有高文化和大能耐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到我们村里来看一看!”
眼界之窘境
说起来眼界和能力也有关系,俗话说有多大能耐办多大事。草根组织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个人的教育程度一般都不高,并且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时候只能呆在自己工作的社区里。这样的知识水平和经历似乎也决定了他们的眼界不够宽广,只能在一个比较肤浅和短期的层面来考虑问题和安排工作。
比如,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我们常常能从全面的眼光来分析,看出当地社区的发展中存在生存、教育、卫生医疗等诸多问题,很多问题还和全球化相关。而草根却常常将自己混迹于村民之间,面临的最大问题常常是怎样和当地村民一起吃饱饭。有时我们这些眼界更高远宽广的城市NGO跟他们一起分享,说眼界应该放开阔一些,规划应该做长远一些,说多了就被他们埋怨在空谈,逼急了还会嚷嚷说我们是帝国主义或是麦当劳。草根眼中只有一个问题,即怎样让这个社区不被打扰,生活得一如既往的幸福自在。我们关于如何在自然中生活的知识保存在博物馆和书本里,他们的智慧活生生的在种地放牧和吃饭穿衣中承传。
所以我这里说的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窘境。城市里的NGO也许眼界更为宽广,但是这个时代,爆炸的知识和信息将我们内心淹没,将我们从事发展工作的单纯初衷——追求幸福——深深掩盖。就像我们的孩子以为赖以为生的食物都是来自超市一样,我们引以为豪的精神食粮也只是来自书店和图书馆。而大自然和普罗大众,我们已渐渐淡忘了这所伟大的学堂。
生存之窘境
比起其它窘境而言,生存问题倒真是切切实实砸在草根身上的。我们拜访过几家草根组织,和他们一起居住相处过一些日子。感觉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和工作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好几家草根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很多时候生产劳动是他们主要的工作,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草根的需求其实很少。因为工作与生活在一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活下去,工作也就能开展下去。然而现实是,这些生产劳动大部分并不能带来经济收益,有时甚至连自给自足都谈不上。
大部分城市NGO组织里,工作与生活往往泾渭分明。工作人员上班、工作、领工资,下班之后去商场购物消费。生存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城市中能获得的资源比较多,生存下去通常也不会太困难。
草根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些草根,对于公益组织的概念,在最开始常常是模糊的。一般是三、五个人,或是志趣相投,想为当地做点好事,或是受某个人精神的感召,凑在一起,像个家庭一样,一起劳动生活。后来慢慢知道的人多了,来来往往的人也多了,才知道原来自己叫做志愿者组织。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从自家掏钱来做一些事情,偶尔有些捐款,但连活动经费都不够,更谈不上发工资。另外,来参加草根组织的志愿者们一般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什么赚钱的路子,因而他们的生存状况从一开始就很窘迫。背负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还想开展扶贫环保的工作,看起来这简直就是一群自不量力的疯子。
但是生存的窘境有时竟又会成为草根们的一个优势。因为他们就生存在社区中,和村里大多数村民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有的甚至更糟),所以彼此之间容易沟通。村民们都知道他们一向没钱,所以也不会寄予过高期望。草根和村民们一样的思路,不过是钱少少办点事,钱多多办点事,毕竟几百年以来祖祖辈辈也是这样生活过来。比起那些想把自己认同的理想状态带入社区的外来团体,草根们更了解当地的生态条件与文化习俗,并能在这个环境氛围下来考虑社区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更能乐天知命、顺其自然。
而且,这群连生存都很困难的疯子们,平时脸上的表情还总是生动鲜明,笑容也总是格外的爽朗,言谈之中还总像是有点什么东西。不知不觉就感染了你。几年如一日,他们始终保持着心中最初的感动。这种感动其实就是来自于他们每天脚踏实地的生活,来自于每天都与社区和土地生活在一起。在那里工作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工作。他们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不会因为工作内容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有时候我们也会担心,草根生存的窘境会迫使他们丧失自己的个性,偏离自己的道路。但是,单个的草根看来柔弱,它和所在的社区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多样性的稳定系统,能够抵抗外来的冲击和灾害。或许,我们更该担心的还是我们自身的窘境——越投入做公益事业,越忘却我们投身其间的最初之动力。坐在城市里干NGO的人们,很多人一手高举着抨击物质化和高消费生活的旗帜,一手却紧握着买新款手机、小汽车和商品房的梦想。为谋求更高收入,他们可以漠然甚至违心地参与做一些同样冠名为“发展和扶贫”的项目,不去考虑那实际却导致更深重的贫困和不平等。在开着空调冷气的写字楼里,一个个办公小隔间的后面,这样的NGO和城市白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是离开土地之后我们内心的虚伪与贪婪导致了我们自身的窘境。
发展之窘境
生存尚且不易,发展自然更是困窘。当NGO的称呼还不盛行的时候,这批最初看起来象是乌合之众的一群人,不但不被他们周围的人所理解,自己也不知道该称呼自己是什么东西,只是低头默默地前行。后来引入了NGO这个名词,“志愿者精神”也开始在各类媒体上大幅渲染的时候,草根们才发现自己原来叫做非营利组织或者志愿者组织,并且这样的组织还是沟通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桥梁,担当着传递声音的喉舌的使命。可是由于草根生存的环境和自身经历经验的缘故,导致组织发展往往很不正规,机构运转和项目操作往往看起来没有什么章法。
于是有专家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发展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你们首先要完善组织结构,比如成立监事会、理事会,请一些社会名士担任理事,为组织筹措资源和出谋划策。其次要制定严密规范的管理制度,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期更好地起到桥梁与喉舌的作用,实现自我价值。再次,要总结出组织的宗旨和长远目标,也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要做成什么样。最后,要制定组织的战略发展规划,从此后的每一步路都得清清楚楚地朝着长远战略目标前进。
可是土生土长的草根毕竟还是野性难驯,对于体制化的东西总有抗拒心理,于是便被正规NGO们视为不可持续之异类。可是为什么我们非要拿出心思去思虑明天,不去充分地享受眼前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的发展中不可以有一种任天随缘的方式?世间万物,无非来来去去,在生、长、壮、老、已中循环。奈何总有人爱将“可持续”等同于“永持续”,物理学中永动机的痴梦又在社会发展中重演。
记得一位在藏区治沙的朋友曾在一封信中写到,当初他去那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如今两年过去了,从最初食不果腹、举步维艰的境况走到今天,周围理解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的支持也越来越多,生存的窘境稍有缓解,然而发展的窘境也越来越凸显。原本只是想尽一己之力做些事情,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公众的期望,学会向别人交待。资源与帮助进来了,而写在项目书上的规划目标和自己的初衷相比,似乎有些变了味道。世外桃源的梦就在各种繁冗的交待间渐渐模糊,如今信笺上的字句也由“我们想做什么”变成了“我们该做什么”。
其实不论草根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和做得怎样,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达。回想NGO的初衷,不正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日益只重视效率与制度的社会中,提倡多元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恢复人心灵的自由么?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的群体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会有强势有劣势,或许我们也不必强求帮助弱势群体一律都脱离边缘和弱势进入主流——他们之所以边缘和弱势,从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正是他们个性化的表现。
我们常常批判工业社会把人当成机械化流水生产线上的零件,扼杀了人的天性。可是我们有没有反省过自己,是否因为内心中构建了一个所谓良好运转的理想公民社会,实际上也已经把NGO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状态在这个社会运转大机器中定位下来,并且根据所处的地方、掌握的资源、接受的教育情况不同,对各类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们进行了不同分工。
因此,草根发展之窘境从某个角度而言仍然是反映了我们心灵逐渐僵化的窘境。知识多了,名号多了,我们活泼的天性反被束缚其中。
草根之窘境不能一一列举,我们的窘境映射其中。有一天我在车站等车,看到一辆公交车车身上印着《庄子》中的几句话——“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细一看,原来是一幅强力木地板广告。读过《庄子》的人都知道原文其实是:“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意思是陶土与木材的自然天性,又岂是要符合你的规矩与尺线?商家尚利,只要有利可图,便可以摧杀树木的天性,还随意腰斩经典,曲解圣人教诲来为自己辩护。我们这些自诩肩负着社会理想与责任的NGO,难道也要和他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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