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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与新闻自由
作者：新望
昨天的"非典"与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全球化、非典与中国改革"，我讲了三句话：1，中国改革与全球化连在一起；2，非典加深了中国的全球化，也有可能推动中国改革；3，非典使我们回到常识，走向理性社会，走向社会和解。三句话，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展开，但感谢主持人彭主席听出了我的一些意思。
只是对主席在最后会议总结中讲到的《新闻法》立法中应当"新闻自由"与"新闻规范"并重的观点有些不同的想法。我更听说，彭主席是搞法律的，或许参与《新闻法》的起草研究等工作，因此，便想较个真，商榷如下：1，新闻自由已名正言顺，天经地义，但新闻规范不是一个普遍的提法，至少理论上不成立。什么叫"规范"？以什么为尺度？而自由则不一样。尤其"言论自由"在全世界、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有通解；2，所谓"规范"，我想大概讲的是真实。但你怎么要求和知道一个新闻是真实的新闻？只有新闻自由了，你才能接近真实。越自由，越真实。新闻在竞争中达到真实。现在是信息社会，受众有自己对信息作出选择与判断的权力，新闻和信息也便在优胜劣汰、真胜假汰中一步步接近真相。譬如说，我在发言中讲到，张文康部长的撒谎，其口径肯定得到了比他更高的官员或机构的批准，其撤职，乃代人受过。我的这句话就是我对众多信息做出自己判断的结果；3，媒体要监督的往往是强势集团，如政府。而公众的知情权则肯定处在弱势地位，法律必须保护弱势者的权力，法律的公正性也就是体现在这里，也因此，媒体对强势者的监督必然是"有罪推定"。而所谓"新闻规范"必然是给强势者留下了一把保护伞；4，退一万步讲，即使讲规范，那也是自由优先，兼顾规范。新闻法的灵魂就是"自由"二字，或者说《新闻法》实质上就是《新闻自由法》。不要再以"中国特色"为由，闹出新的笑话。5，美国曾有一著名判例，此判例被许多自由国家所援引。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了这个案例。现将这篇文章转贴如下：
媒体是市场经济的一大支柱
新 望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性，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它的许多方面。如公有制及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市场体系、按劳分配为主及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要的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及中介组织，等等。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还应加一条：发达和相对独立的媒体。
在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体说白了只是一种统治工具和控制手段，甚至于压根就没有媒体这个概念，乃至到后来连舆论这个概念也被宣传概念所代替了。那时的媒体还被抬到了神圣的高度。文革时期，利用媒体垄断真理，愚弄人民的事情或许大家都还记得。而媒体所出现的问题乃是旧体制的必然产物。在一个单向控制的经济社会体制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奉行�"确定目标--宣传贯彻--层层落实"这样一个模式来运行，因此才出现了媒体与舆论的分离，媒体被抬高到了畸形的高度。
现在该到还媒体和舆论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渠道的通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我强调媒体对于经济尤其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不仅仅站在"信息市场"和"经济信息"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认为，媒体还应该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宪政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大概就是媒体的舆论作用。
不能否认，媒体始终承担着宣传的责任。凭心而论，我们这些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媒体的大力宣传功不可没。但媒体不仅需要树立"宣传"观，还需树立"舆论"观。政党舆论、领袖舆论自然需要一定的专门媒体加以宣传，但除了政党舆论和领袖舆论外，还有精英舆论、大众舆论、群体舆论、民情民意等等，也
需要宣传、沟通。舆论是一个多元的东西，"舆"的本义是指车厢或泛指车，引申为"众"，"舆论"乃是公众的言论。舆论可不能相互代替，否则就出现可怕"舆论一律"。我还想提醒一下，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的分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一个不可回避之事实，那么，媒体的阶层诉求和利益诉求也将逐步导致媒体之进一步分化和多元化。
媒体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可以比之为眼睛、耳朵对人的重要性。健康的发展离不开制衡和监督，而经济监督的手段不仅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税务监督、金融监督、审计监督、工商监督、会计监督等等，媒体监督必不可少。网络媒体的出现更使媒体的经济监督功能和作用大大提升。大的不说，但以近几年资本市场之发育和完善为例，媒体可是帮了大忙。《财经》勇揭"基金黑幕"，吴敬琏痛斥股市"连赌场也不如"，《新财富》披露家族企业敛财秘籍，众多媒体为"蓝田状告刘姝威案"挺身而出，值得喝彩的事还真不少。如果没有媒体的监督，郑百文、银广厦等所谓先进典型，说不定至今还在蒙骗中小股东。当前，在上市公司造假、市场操纵盛行、信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报道和评论，广大股民只会进一步受骗，以至中国股市最终失败。
然而，媒体却正在遭遇频繁的侵权诉讼。蓝田虽然不敢告《金融内参》，但可以告刘姝威。《财经》杂志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日号发表由特约作者蒲少平发表的文章《世纪星源症候：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操纵》，质疑世纪星源公司进行了财务报表操纵。世纪星源公司随即于３月６日向深圳市罗湖区法院提起名誉侵权诉讼，指称《财经》杂志、作者蒲少平及《财经》杂志主办单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侵害其名誉权。２００２年６月4日，罗湖区法院当庭宣判：《财经》应立即停止对"世纪星源"的名誉侵权并在杂志上公开道歉，赔偿"世纪星源"３０万元人民币。
与所有的媒体诉讼案一样，原告在本地法院起诉，本地中院终审。正如《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所说，媒体的败诉虽说意料之外，但却在情理之中。上市公司拥有广泛的股东资源，而且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体制是明摆的事。由此可以看出，司法漏洞隐藏着媒体遭遇侵权滥诉的严重危机。
这一情形，使我们想起了1963年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案"。
1960年3月29日，一些民权组织和个人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呼吁支持南方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揭露蒙特哥利市警察殴打黑人、烧毁马丁·路德·金住宅等暴行。蒙特哥利市警察局长随即状告《纽约时报》名誉侵权。地方市州法院一致判决《纽约时报》侵权并罚款50万美元。一时，地方法院纷纷效仿，媒体遭遇到名誉侵权案的滥诉狂潮，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权力受到践踏。最后，《纽约时报》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为维护宪法尊严，高院不得不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而且从此规定了有利于媒体举证和程序规则。此案的最终裁决成为1963年以后所有媒体侵权案的典范，充分保护了媒体在美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栋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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