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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融经济危机不同,疾病流行的突然发生往往会产生各种直接的问题，甚至会造成严重社会经济及至政治危机。避免最终发生这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应对这种突发事件，公众如何面对政府的措施及自身的保护以及两者如何互动，从而建立起现代社会应具有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北京发生并开始爆发"非典"之际，中央政府在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以向人民负责的态度充分利用媒体向公民显示新一届政府对公民在这种状况下应有的知情权，这是中国政治民主过程中的巨大进步，这已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任何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危机的潜在风险，使政府治理的公信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政府正在采用常人说�"大惊小怪"的做法，从实际操作上在兑现其言论承诺。中央政府从人力、物力所展开的一系列投入已经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长期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西方媒体，对此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应该说政府的这一系列既具有中国特色的措施，又顺应国际潮流的惯例的做法，已在这样一个突发性事件中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并获得了极大的公信度，从而为实施民主理性的政府治理打下了基础。 一、政府行为及治理缺陷的分析 突发性社会事件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的发生受诸多因素影响。首先，如果突发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其结果直接危害政府的执政地位，政府通常会迅速做出趋向理性的决策，但这一决策能否迅速达到政府的目标，则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率，是否具有反应力，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而这个体系是否有效则取决于结构的设置与政策是否具有有效的激励与管理。任何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政府机构都是官僚的，其结构往往表现在一种"天生的低效率"，而不同的是激励机制。西方政府结构中的公务员制度一则将公共服务成为专业从而成为公民选择职业的一种追求，二则将从事公共服务人员利益的获取设立在高于公民平均水平以上。这种制度构建主要基于西方价值体系中对人性既有高尚而又自私的这一理性认同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我们讲的通过纳税人的收入来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由于将从事公共服务人员的利益透明化，因而也就为实施监管创造了条件。这种在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的非政治化的制度安排有很多可取之处。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反应力则取决于这个体系是否具有效率机制。因为政府的反应力是通过一系列决策过程而实现的。在现代社会中，如政府�"非典"的流行要迅速作出反应，这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可靠的信息，其政府体系是否具有将政府的措施立即付之实施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财力、人力以及技术，技能。在财力、人力给定的条件下，技术能力可能会合成为制约政府处理突发性事件的主要约束。美国发生911事件，反映出了西方最发达国家在处理和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无能为力。美国政府据此做出超越事件处理问题的思路。当然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对国土安全机制的调整。但重要的是美国把产生911的根本原因作为思路，即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制度激励，政府体系的能力等因素对政府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影响。这些问题最终将反映出政府治理的能力以及治理质量。 "非典"流行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国际形象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一味批评政府并不具有建设性，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反思我们在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这种制度安排将会主要集中在：第一，如何将经济增长结果有效地进行支出和分配，而不致于造成类似"非典"流行而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中国仍有2000多个县缺乏初级医疗保障体系，农村医疗落后的状况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隐患。"城乡统筹"的思路在战略上需要实施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医疗体制的建设，只有这样才可能为消除疾病在中国的大流行奠定基础。事实上艾滋病在中国的状况也已提到了议事日程，虽未产生危机，但并不是不存在潜在危机。 第二，建立紧急应对体系固然重要，但仅靠官方医疗预防系统还不够。政府需要考虑鼓励民间机构的发育及发挥作用。这一方面，国际上已有了很多的经验。民间机构可以更能直接贴近基层的方式与政府互动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度。建议人大正式将民间组织的发育列为法律立法议程。 第三，应以"非典"的流行为契机对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进行革新，逐步建立起具有有效激励机构，具有透明化管治的公共服务与管理体系。让人民群体具有对公共服务产品进行评估监督及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在这方面仍具有很大潜力。以医院的状况为例，一个外科手术大夫作一次手术，收到的红包少则100，多则1万。它不仅会在医院内部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衡，从而导致防治、治疗团队的不协调甚至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而且会在微观水平上严重制约政府处理类似疾病流行这一类事件的效率和效果。这一点不仅涉及医疗卫生系统，同样存在于食品监督等其他直接涉及公民人身安全的公共领域。 第四，应该认识到一个部门发生的这种突发性事件的处理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基础，社会科学会在这种条件下对疾病流行及未来的预防发挥积极作用。以卫生医疗领域为例，社会医学在我国非常薄弱。其他领域则更是如此。我们在四川甘孜县从事包虫病防治就发现，如果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社会医学队伍，这个病的防治的成本会很低很低。这种情况同样适应于艾滋病的防治。疾病的防治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防，防需要社会与医学两个方面的结合，因为改变人的态度，行为和实践是防的关键，社会学工作者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另一方需要治疗，这则取决于医疗技术与水平。 第五，要开始关注公共服务部门的能力建设，这既包括组织机构的管理能力，也包括设施，设备的配制，同时还包括个人的能力建设。组织机构的能力包括公共服务的价值和文化，个人的能力则包括价值、技能在内的一系列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将现有培养公务员的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体系进行革新。 二、公民应对社会性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与政府的互动 公民在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时，其心理的失衡取决于突发事件对自身生命，生存条件的影响程度。其次取决于对政府的公信度的信赖及媒体的宣传影响。即使在一个民主选举的体制下和媒体十分公开的社会体制中，公民依然会产生十分强烈的振动。关键是公民如何采取对策保护自己以及政府如何能迅速证明并说服公民与政府一致。其次还取决于公民对媒体宣传的承受力。在突发性社会事件发生时，公民不仅可能受到直接的生命及生存条件的伤害，最大的是受到心理伤害。因此如何发育健康的以及有相当承受力的公民社会心理承受度是一个开放社会走向民主稳定的必要的社会基础。那么如何发育这种公众的承受力呢？ 首先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决策的公信度是关键。如果公众对政府缺乏信心，在突发性事件面前，社会会发生振荡不安，以至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因此政府需要对这种状况给予及时的反应。这种反应包括对管理不善人员的处理以及及时采用相应理性的措施。这方面还包括公民对政府治理是否满意的长期经验。就这方面可言。我国在"非典"发生的情况下正面临这种考验。一方面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中领导公众创造的社会发展奇迹已经为其创造了相当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公众没有理由不信任政府的能力。政府领导人产生方式虽不象西方，但仍具有将社会精英筛选为中央及地方领导的机制。公民对此具有自身的判断与体验。这是我们目前处理这场危机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由于上述所述的制度缺陷及任何社会制度都会存在的协调不一致则又会降低公民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信心，从而影响公民建立有效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这一方面对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质量进行有效监测就成为建立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增加公众参与性监管，应成为今后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媒体和信息透明化的作用很关键。在处理北京的"非典"流行中，中央政府一改以往做法充分提供有关信息并鼓励媒体作大量报导，实令西方惊讶，显示新一届政府趋向民主理性治理的理念，这一方面极大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度，为赢得这场斗争率先获得主动，同时极大增强了公民发育自身承受能力，并与政府配合的愿望，在此条件下，加上动员党员干部这种中国独有的政治优势，从而使得公民对克服目前的危机更有信心。在此条件下，对媒体给予适当引导则显得十分必要，并会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而媒体需要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发挥积极地互动，不可成为麻烦制造者。 第三，公民能否迅速发育出有效的承受能力则又取决于自身的经验，平时对各种知识，信息的接受多少和习惯。中国公众愿意接受和传播小道消息的重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双重信息机制，即内部消息和向外发布的消息的不同，但随着政府始终如一的表述与努力，公众将会迅速向官方信息靠拢，从而会逐渐根据政府与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心理准备。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毋庸置疑，经历"非典"以后，中国民众对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将会大大提高。这也将会是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赢得的巨大的社会资本。 三、非典流行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政治进程的影响 "非典"的发生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将取决于流行时间的长短以及流行区域的大小。大范围，长期性的流行将不可避免对经济发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为严重。现在对此将无法做出具体的估计，中央政府在"非典"在北京流行之季，断然采用一系列理性治理的战略，从建立中央到地方的应急指挥系统到迅速做出无限额财政支持承诺。直至启动包括媒体在内的一切手段进行信息透明共享，并动员中国特有的政治手段表达中央政府对人民负责，关心人民的治理理念。这不仅会对防止"非典"流行演化成多方面危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首先，"三个代表"、"三个贴近"的政治治理原则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政府将赢得巨大的社会公信度及执政资本。其次通过改变以往"双重信息"流向，回归相信公民，使公民回归主流信息从而会积极配合政府的措施以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第三，信息透明与媒体的公开报导也将会使传统治理迅速转向现代化社会政府治理的民主化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我国的政治优势更加具体化、人性化，从而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这种政治资本能否有效地积累将取决于这种理念能否在其治理体系中及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得以兑现。第四，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国际社会截止目前为止对政府行为持十分积极态度，这为我国从政治上如何融入世界体系，而又保持自身特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其意义尤为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尚未预料的一个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机遇，就此而言，政府不仅面对现在，也将面临未来极大挑战。 在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个人的牺牲，帮助他人，相互救助，慈善捐献等各种人类善良行为将成为社会的主要颂扬行为。人们将会更多地感受到道德的力量，感受到集体的作用，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感受到社会组织的作用，这将极大地增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的凝聚。同时公民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待信息，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将发生改变。这将极大地增加公民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体现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也将为此而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向社会部分的分配将会更具公众理解性，纳税行为、自愿组织、公共义务等社会行为，也会日益发育完善。公众在经历这样一个事件后，心理承受能力也将大大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将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日趋成熟，从而使得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成长终于有机会与政治社会的进步相匹配。 毋庸置疑，所有上述积极效应的发生将取决于政府与公民如何互动，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如何互动，取决于政府能否一如既往坚持现有理念不畏艰难，战胜这场战争，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那些潜在的综合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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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