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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北京，长安街上绽放的玉兰，一两场气势汹汹的沙尘暴，是我脑海中最鲜明的春天印象。北京的今春，却是"非典"的春天。玉兰花开花谢依然如故，沙尘暴倒是一次没有。心里正在寻思着今年沙尘暴到底会不会出现，蓦然惊觉"戴口罩"已经成了北京街头的集体行为艺术，每栋居民楼里都飘出了淡淡的中药味味。"非典"这个字典上找不到的词，已经携带着最真实的恐慌逼近到每个人的鼻尖。 我问一位老先生，这辈子遇没遇到过如此"非典"的事？老先生说这还是头一遭。抗战的时候他在福建读初中，一年暑假，学校里剩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有一天早晨起来，一个同学突然死掉了，全身发黑，黑得简直就象非洲人。头天晚上，他们还在一起下棋聊天。校长看过后说是黑死病，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当地报社封锁消息。老先生和一帮同学挤着看热闹，不知道害怕，也不到怎么躲过了当年的一劫--黑死病。 老先生当时还不知道，这种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和疟疾一道在二战整个战场蔓延肆虐，难以控制。一九四五年，瑞士的化学家穆勒 (Paul Mueller) 发明合成了DDT (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ethane) 能够有效地杀除蚊虫、控制疟疾蔓延，一时之间DDT功德无量，遍及全球。穆勒也因为DDT的发明于一九四八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十四年之后，美国的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在DDT由军用迅速大规模地转向民用过程中，DDT进入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细胞，随着食物链逐层富集，破坏和改变着DNA。在此进程中，人类一直在为自己创造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当时蕾切尔.卡逊的观点被农业部门、化工界甚至卫生界部分人认为是异端邪说。一九七二年美国率先禁用DDT类的杀虫剂，一九九七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评委会公开表示，为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DDT的发明者穆勒而感到羞耻。 作为学者，穆勒和卡逊都是伟大的。但人类的这段路却走得曲曲折折，其中有无数生命的代价。面对导致�"非典" 变形冠状病毒，人类刚刚迈出第一步，这以后的路如何走？要走多久？真是一个未知数！看着每天上升的"非典"病人的数字，那已知的数字还不可怕，让我真正感到恐惧的是那些走在人群中，连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实际已经感染了"非典"的X人。同样，对于环境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生态系统、温室效应中那些未知的变化。 今天是4月22日，地球日，是一个SARS飞扬，安静的地球日。SARS让人们的脚步慢了下来，不再急着用日志分割生命。也好啊，在这样的地球日里，自自然然地，少点形式，多点思考！再过两周就立夏了，但愿那时，非典已经过去，当我们心中的欲望再次象热带雨林蓬蓬勃勃地繁茂起来时，我们再回头想想我们所经过的这个"非典"的春天。 (记于2003年地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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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