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ＡＲＳ：唤醒国民现代意识
薛宝生
ＳＡＲＳ爆发以来，相关的医学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攻关，相信擒住病毒元凶的日子不会遥遥无期。但是，社会科学家们同时指出，与微生物病毒狼狈为奸的还有一种社会的病毒。所以，要消灭ＳＡＲＳ，政府及其人民的努力同医生的努力起码同样重要。必须承认，ＳＡＲＳ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叫醒电话"，但中国现在已经醒了。
ＳＡＲＳ事件不仅给政府，也给了全社会一个唤醒国民现代意识的契机。
崇尚科学
在这次ＳＡＲＳ流行中，放鞭炮可驱病魔等等的妖言几天内遍传十数省，其广泛的动员力令人费解又使人吃惊。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解释，一个人如果不懂科学，必然陷入不自信或盲目自信，最后必然会跌入迷信的泥淖。
当然，科学不过是对已知世界的解释，许多科学真理也只是相对真理，也有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所以破除迷信也包括破除对科学的迷信。
相信科学不仅是一种智慧，而且也是一种态度。你能研究的科学范围有限，更多的知识只有相信别人。事后可能会发现不是最佳选择，但当时却是唯一可选择的道路，即使证明错了也应该是你当时的正确选择，没有后悔的必要。永远关注科学，以科学态度看待世界，处理问题，应该是现代人的应有意识。
道德观念
为什么要讲道德，因为道德的生活获利最多而风险最小。平时人们也许不经意，ＳＡＲＳ唤醒了被淡忘的意识。
在职业道德的范畴，官德、商德、医德都受到放大观察。在危机中，人们不能容忍的官，不仅是"贪官"，还包括素餐尸位的、身无长技的、不负责任的"太平官"、"庸官"、"昏官"，而呼唤具有个人魅力和亲民形象的英明领导。平时常有百姓说，谁当官都一样，危机使他们感受到处在不同的领导之下对安全或恐慌的感觉大不相同，所以对官德的要求陡然提高，组织部门也明确了工作遵从：受人民欢迎的，重用；被群众谴责的，降职、免职、撤职。至于商德，为富不仁的奸商历来为人所不齿，这次危机中当然也不乏此类。哄抬物价，以次充好，趁火打劫，发国难财。但我们也看到更多的经济界人士，散金赈灾，引来钦佩之情。ＳＡＲＳ期间的良心物流现象或者更接近经商的本质。正如一些人感叹的，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你才知道金钱、地产给你的安全感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永远是你为之付出爱也同时换来爱的包括全社会大众的亲人。
特别受到关注的是医德，社会对一种职业的尊重从未这样充满虔诚。在平时，即使是在战时，医疗战线也总是二线，但在抗击ＳＡＲＳ的战场上，白衣战士站在了与"敌"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在感染最严重的时刻，生命就是他们战斗的武器。一度被商业化锈蚀的回春圣业更彰显人道主义的光芒。提升一个职业的社会声誉，靠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历史给了医学界一个直面残酷、展示善与美的瞬间，一个掩压非议，升华境界的机会，也给唤起中国人的敬业精神树立了一个高标。
人的权利
人权在法律层面上体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它们的界限在哪里，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这次为防止ＳＡＲＳ流行，许多地方采取了隔离措施，有人赞成、遵从，有人反对、抗拒。这其中既涉及科学态度问题，也反映出对人权界限的不同认识。原则上说，当一个得了法定类型的传染病的人，因为具有危害他人的可能，从道德的角度讲应该自我隔离；从法律的角度讲，应该强制隔离。确定这项义务的合理性，首先在于他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对每个人都具有或然性。由于这次危机是多国性的，所以有人作比较认为，防范措施严厉的都是忽视人权的国家，实际这个结论是有失偏颇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处在同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法制手段有所不同是合时宜的现象，将来也许会有接轨，但现在，只要所立之法能获社会认可且公正执法就好，政府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可心虚的。值得反省的恰恰在另一方面：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信息，提出警告，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从这个角度吁请政府重视对人民生命权利的保护，重视对人民各项公民权利，诸如知情权、话语权、参政议政权和监督权的保护，不要挟公自利，倒是有实际意义的。
在人的多项权利中，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没有什么族类可以剥夺他的生命权利，这是自然的权利；同时，人也不可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权利，这是社会的权利。ＳＡＲＳ流行中采取隔离政策之所以是人道的，就在于其目的在于救治患者和保护社群。在这个问题上，基于现实可能而讲不惜一切代价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爱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原因和结果。人，是应该大写的；爱，也是应该大写的。
善待自然
经过数亿万年的进化，人类已站到了食物链的顶端，这是人的骄傲。但人若成为大自然的"暴君"，大自然也会产生针对人类的"暴民"。
有人说，人是自然世界的侵犯者，ＳＡＲＳ是人类世界的侵犯者。 ＳＡＲＳ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针对人类的"肉弹"。有篇评论的题目是"把人字写小些"，这个提醒及时而必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脱离不了爱才可以换取爱的天理，不仅要讲征服，更要讲和谐相处。大自然是人类的花园，动物是人类的邻居，我们不能把花园当成垃圾场，把邻居当成敌人。
ＳＡＲＳ是如何产生的，科学家还在研究，但有一种解释不无道理：ＳＡＲＳ之所以发生，与我们国人什么都敢吃有关，与某些人那恐怖的吃法有关。人类因动物而感染致命病毒在历史上多有例证，而滥食野味最容易导致病从口入。特别是要求"生猛"而茹毛吮血的吃法，为病毒由动物传播到人提供了捷径。另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经营者不择手段，在饲料中乱加激素、抗生素等药物，用动物腐尸投食鱼蟹，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投放有毒有害物质，使物种变异，新病毒产生，不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也使我国农副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严重影响贸易增长和国际声誉。ＳＡＲＳ事件告诉我们，必须注意食品监管，创造文明的饮食文化，否则，人类也难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
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相互依存，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历史分久必合的趋势。我们要抓的经济，应该是循环经济；我们要争的产值，应该是绿色产值，我们强调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创造的世界，是充满绿色和平的世界。
社群意识
正如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利益之外还有社会领域中的公共利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的个人自由之外还有社群。一个现代社会，不仅要讲个人的权利，也要有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责任，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真正的公民在面对社会事务时，是能够超越个人利害而有所担当的。如果把民族看成一条船，国家政权就是船员，公民则是乘客，在平稳航行的时候，乘客很难意识到他与船员及船的关系，只有在遇到狂风大浪的时候，互相才会感受到生死与共的本质含义。ＳＡＲＳ正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在抗击ＳＡＲＳ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国家动员力的彻底。全能主义政治的余威发挥了正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动员力的不足。但是，这个经验的不可重复性在于，中国正在向有限政府的现代方向进发，运动式的政府动员方式将成为过去，但应对危机的民间资源我们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就以捐赠来看，各地的指挥中心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在法律上不具备接受捐赠的资格，但由于各地的民间组织基本阙如，造成物流的混乱和浪费，影响了把最重要的物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另外，我们的一些地方，工作不能说不重视，但重点往往都在如何自保上，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苗头，有悖于组织社群的宗旨。在未来危机到来之前，加紧对目前潜在动员力的挖掘，强化第三部门，培育民间各种功能的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是建立社会危机应急机制、实现治理与善治的重要环节。
另外，社区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公民的个人素质。在危机关头，胜利不仅系于组织的行为能力，个人素质更起决定作用。在ＳＡＲＳ流行中，当北京的疫情公开披露后，许多人并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留在原地，而是出现了逃亡潮，加速了疫情扩散，可见光要求政府开明不够，如果没有有素质的人民相配合，情况也许会变得更糟。但美国公民在"９·１１"中的表现则令人敬佩，在世贸大楼行将倒塌的撤离中，人们也没有改变平时养成的习惯，让残疾人、老人、妇女、儿童先行，在此后的抢救中纽约的消防队员因公殉职的人达半数以上，可见其公共责任心是渗透到血液中的。我们的一些国民，对政府腐败的指责，对人心难测的抱怨都没有比别人少，但对自己的要求却显得不够，虽然平时也常讲民族精神、国家利益，但当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的信仰都可以让位于个人利益，许多动人的口号在危机降临时都一钱不值。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抱怨，除了谋生的本能，有什么信仰可以支持我们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虽然空虚却值得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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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反思
许纪霖
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突如其来的非典病毒威胁着我们的生存。虽然这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但在其背后，潜伏着我们这个社会多少年来积淀下来的某种危机和缺失。民族国家认同、社会自组织运作和个人精神信念这三大要素的匮乏，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国家
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不是人类世界的敌人，而是微生物世界的病毒。但就像对付日本鬼子一样，如果民族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受到它的统治和奴役，甚至毁灭我们整个民族！不过，中外历史表明：民族危机的时刻，也是建立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好契机。在这次危机中，特别是在中央高层处理了两位渎职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以前，除了在女排夺冠、足球出线、申奥成功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向心力的表现。
但是人们发现，中国的公众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自己爱国情感的方式。过去人们都是被动员式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觉表达的需求，却丧失了表达情感的空间、方式和仪式。比如，国旗作为现代国家的图腾，是一个很好的象征物。在9·11事件以后，在美国可以看到各地的民众在家里、汽车里纷纷挂起星条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但在我们国家，国旗很少是公众表达情感的载体。
不久前的一天，一辆出租车上挂起一面小国旗，这很让人惊喜，第二天，当看到每辆出租车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时，才明白原来是按照上级统一的布置，欢庆五一！
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对国旗的自由使用，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真实情感？为什么国旗只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而与我们公众的真实情感无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不仅丧失了表达爱国的渠道，还丧失了表达爱国的语言。在电视上，看到不少医务人员、军人、小孩在表达与国家同心同德，不怕牺牲，抗击非典时，语言贫乏，真是急死人。我们相信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们的语言听上去是那样的空洞、无力。中国人真的已经丧失了真实情感的表达能力吗？是被我们的媒体强制过滤了？还是做老师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只会使用统一的标准答案？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北京是灾难最严重的城市，不管其最初原因是什么，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获得全中国的同情和声援。但在这次非典危机中，人们听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北京的歧视和指责。虽然大家知道，各地对北京的实质支持是不少的，比如在北京需要口罩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批示要求上海全力支援，虽然这时上海也缺口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挖断国道、对北京人围追堵截的场景。北京虽然缺医疗用品、缺医务人员，但最缺的是其他地区道义的支持和精神的关爱！
在这一时刻，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又是十分传统的。缺乏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比较9·11以后美国人的众志成城，真是让人们感慨万分。
中国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情感还很肤浅，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情感，但一旦与我们的另外一些认同价值，比如家庭、家族或地方利益发生冲突，通常会把那些价值看得比国家的价值更高。中国社会，就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是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差序格局"，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庄、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国家的利益。从晚清到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是否真正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呢？
社会
这次抗击非典的战役，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采取了传统的行政动员、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方式。虽然很有效，但也暴露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各种自组织系统，在这次战役中，基本无用武之地。一个社会，假如在危机来临时，只能被动地依赖行政的垂直动员和控制，而无法启动自身的自组织系统，这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危机。
有一些网友们在网络上激烈地批评政府，认为这次危机政府必须承担责任，甚至说，假使他个人得非典的话，要通过法律追究政府的责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但在这些貌似激烈的反抗言论背后，隐藏着某种全能主义社会的臣民心态。所谓臣民心态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和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应该由政府负责的，既然这个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那么我就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臣民心态可以是以正面的"顺民"形象出现，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方式形态表现出来，但二者背后的逻辑和预设是一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和社会应该担负什么责任，除了批评和监督政府之外，作为独立的公民和社会成员，还能够做什么？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假如它的民众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识，同样会出现不堪忍受的混乱。海峡对岸的台湾非典也很严重，形势一度失控。台北和平医院被大面积感染，被隔离之后，有些医务人员借口人权，竟然违背隔离令，带头逃跑。而新竹市市长为了所谓当地选民的利益，也去堵截运送患者的车辆。一个现代的社会不仅要讲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在加拿大，亚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强制，都是自觉地在家里隔离两周，这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中的自觉。
我们今天对自由民主社会了解太肤浅，似乎只要有了权利意识，有了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没有看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社群。西方的人际关系中，除了市场和法律的权利关系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情感联系，因而特别具有人情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只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在陌生人当中，不要说人情，连起码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这样的传统社会一到现代都市生活，人际关系就表现得特别冷漠。
现代的城市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空间，现代都市生活剪断了与以前传统社群的联系，把你抛到一个完全陌生和非人格化的空间之中，如果都市中缺乏社群生活的话，这个社会是经不起灾难打击的。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城市，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离。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各种各样的亚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体制化的保障，中国的大学现在普遍禁止成立同乡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
个人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很多人患了非典恐怖综合症。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症状。比非典病毒更难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病毒。如何使自己在灾难时刻获得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为一个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会中获得神圣性，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在网上北大一个留守在校园的新生写帖子，讲到他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之后，省悟到"北大精神并不仅仅是面对成功与喜悦的激情昂扬，也应该有面对危机灾难时候的冷静、沉着、不盲从--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并且能够上前线--治疗、护理非典病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静的心态，不恐慌，不盲从，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他人以关怀。"有网友在跟帖中称赞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世俗时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轰轰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也意味着战胜了荒谬。
这是一个灾难的时刻，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或许一生只有一次。能否在这样的时刻实现对自我的升华，在于每个人的自我选择。人们希望，危机过后，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阴暗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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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承认打了败仗
中科院新组建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杨焕明表示，在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说，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这种心头之痛﹐面对前来视察工作的胡锦涛他这样说，在中科院紧急行动计划的启动会议上他这样说，在接受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的任命时他还是这样说。
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作为中科院新组建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人，杨焕明清楚，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这不仅因为第一个SARS病人在中国发现，中国科学家应当有机会最早接触到第一手资料，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中心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准，绝不逊于国际同行。尽管北京基因组研究所4月15日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送来的病毒样本之后，在不到36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但就在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海曼已在日内瓦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科学家将其命名为SARS病毒。从SARS病原体的发现到病毒检测诊断、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目前的首创记录全部为零！杨焕明的创业伙伴、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博士说，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科学家之间要跨学科、跨部门协作，肝胆相照，不要讲什么别的，比如排名先后等等。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中科院政策研究局原副局长陈浩分析说，这和国有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等任务"的传统习惯有关，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国家几个中长期的科研计划，都希望从那里面去找项目、找经费，然而对市场上真正急需的，尤其是出现了像SARS这样与人民生命安全相关的紧急情况，特别需要科研人员主动出击的项目，很少看到有人出来积极请战。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病就是部门分割，各自为战。就拿医学科学研究来说，卫生部、科技部、军队、高校各自都有一套人马，各自占据一部分资源，各个系统之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由此耽搁了查出SARS病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