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天灾，也是人祸——非典警示录
冯永锋
几个月来，"非典"疫病在我国一些省市爆发，伴随而之的是流言四起，恐慌遍地。天上的地下的，有的没有的，证实的没证实的，如尘暴一样弥漫在互联网和手机的短信当中。一会儿是什么地方被封闭了，一会儿是哪家医院不能去了；今天说非典治愈后有后遗症，明天说SARS是生化武器，有人说抽烟的人不得非典，有人说韩国没有"非典"是因为他们的泡菜是辣的；有人端坐屋中编造谣言，人们见面不说别的只一味的放大消息；有人趁机赚起"黑心钱"、发起"国难财"，一小瓶白醋也敢卖到20元；就有人跑到超市抢购大米和食盐，白萝卜8块钱一斤也往家里抢；有人以为此后不用工作了整天呆在家里"休养"或者出外"旅游"；有人则不知所措以为跑回老家便万事大吉，"死也要死在家里"。
一些"防卫过当"行为既可笑又可怜甚至可耻。南京有些人不问青红皂白拿起铁锹木棒，对城市中本来就命运悲惨的流浪小动物大肆杀戮，以此来"预防非典"，实际是宣泄自己的惊恐情绪；有人则拼命地吃中药打补针一天给屋子消十几遍的毒，以至于出现了多起有人因为不会用过氧乙酸而出现烧伤、爆炸事件；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以"自来水"充"圣水"借机敛财，有人编造谣言说刚刚出世的婴儿说出防"非典"秘方，有十几个省市的居quot;忘我"地放鞭炮以吓走"非典"。
非典是天灾，但也可以说是人祸。其中能警示我们之处颇多。
一、 人与自然：应转向"和平共处"
"非典"的潮起潮落的过程，是引起恐慌的过程，也是引人深思的过程；恐慌最终会趋向平静，而深思却不会终结。首先让我们考虑到的，就是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接受采访的各位专家都表示：早该是到了转换观念的时候了，人类应当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种传统的愚昧想法中改换过来，转为学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学会与自然和平共处。
在写这篇稿子时，记者正好在读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这篇小说开始不久，托尔斯泰就感叹道："人是一种多么善于破坏的残酷的动物啊，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他毁灭了多少动物、植物。"这部作品是1896年写就的，当时，人类给大自然造成的灾难和压力，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剧烈，而托尔斯泰就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要是活到今天，他会怎么看待当前的状态呢？
2003年4月16日，香港大学宣布已完成非典型肺炎病毒的基因图谱排列，发现病毒很大可能是来自动物，并由动物传给人，至于来自什么动物则有待研究。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应祥介绍说，就目前医疗水平来说，病毒导致的病基本都没有什么特效药，主要靠人体自身产生抗体。随着人类活动不断延伸，一些像狐蝠一样携带有各种病毒的动物，由于栖息地发生很大改变，与人类和家养动物发"亲密接触"，以这些动物为宿主的病毒便容易传播给家养动物或直接传染给人。
科学家在考证艾滋病起源时曾发现，非洲丛林地区的土著居民经常捕捉当地的一种长尾绿猴，饮其血液，这很可能与艾滋病有关；近十余年来英国的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引起举世震惊，它与人类克-雅病的关系密切；另外还发现埃博拉出血热来自于猴子，猫抓病来自于猫科动物，莱姆病的病因来自于鼠、鹿、兔、狐、狼等30余种野生哺乳动物和在多种家畜间传播的伯氏疏螺旋体。
由于非典型性肺炎在广东地区比较严重，有人怀疑这与当地一些人滥捕滥食野生动物相关。王应祥通过多年研究发现，很多野生动物自身就是病源体，比如人们常吃的穿山甲、青蛙和蛇，都携带类似悬毛虫等寄生虫，可以引发精神错乱、心肌炎并发症。王应祥建议人类少吃野生动物，特别是要避免不人道的吃法(生吃猴脑、喝生血等)，当然不吃最好。国家林业局近期在开展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春雷行动"，这种工作早该进行，并持续下去。
深圳市近期出台了禁止捕食野生动物的法令，很多人为此叫好，但仅靠几则条文，是否就能够塞住贪吃的嘴巴呢？一些专家对此仍旧表示担心。而"禁吃令"只是表现出了如何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方面，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至于影响自然环境，目前似乎还没有放到工作的重点上。
日趋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影响着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孟伟、罗宏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学上讲"只有多样性才有稳定性"。所有生态系统当中，最薄弱的就是农田生态系统。如果一块田里种的是水稻，那么那里就只有水稻，没有杂草，没有青蛙，没有蜘蛛，除水稻之外的一切生命几乎都不允许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有一点点病或虫的出现，就演变成我们通常说的病虫害。比农田生态系统高级的是草原和湿地系统。在草原和湿地，一般来说不会常见大规模的病虫害，但是偶尔也还是会出现一些，而湿地的生态多样性又比草原更优越一些。最优越的是森林生态系统，尤其是真正的热带原始森林。在那里永远不会有病虫害。所有病和虫都存在，但是他们绝对不能成为一种流行性具破坏能力的灾难。原因大家都知道，生态系统是环环相扣的，物种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制约。基于这种制约，任何一个物种都不会成为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制高点。根据环境医学和流行病学，人类生存环境与其健康的关系实质上是生态平衡关系，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病的发生发展或多或少地与生态环境发生联系，此次的"非典"流行也不例外。
环保志愿者杨皓说，总体上，人类没有很好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具有轻视自然、以征服者姿态对待自然的倾向，奉行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地向大自然索取，无节制地生育繁衍，大肆砍伐原始森林，过度采矿等，导致土地退化现象严重，并进一步加剧了人类掠夺生态资源的现象。同时，随着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细菌或病毒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不得不通过基因突变等形式以适应环境演变使自己生存下来，或者原本不致病的细菌或病毒增加了可以致病的毒性基因，或者原来的细菌或病毒变成为一种新的病原体，甚至毒性更强，更难于对付。存在多个变种的"非典"病毒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落后的一面，如饮食文化中的一大缺陷是重味道、重营养而轻卫生、轻检疫，"善吃"始终是一部分人引以为荣的饮食文化内容，其主要特点就是什么都敢吃。孟伟、罗宏认为，即使"非典"病毒与野生动物无关，仍无法排除存在着未知病毒隐藏在某些野生动物之中的可能性。而人类长期生活在既优越又脆弱的环境之中，对其抗病能力根本无法与动物相比。所以，以后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现在根本无法预测。
著名民间环保人士唐锡阳先生，曾经用吃涮羊肉作例子给记者打比方：北方人爱吃涮羊肉，表面上吃的是羊，实际上，吃的是草原的青草；羊表面上吃的是青草，实际上吃的是草原区的植被；结果，羊肉吃得越多，草原退化得越厉害。记者与他一起在内蒙赤峰的牧区采访时，看到成群的牛羊走在因严重退化而随处裸露的沙地上，风一吹天就灰蒙蒙的，心中都非常不是滋味。唐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在到处办环保讲座，传播他的"绿色思想"。当时，他在赤峰农牧学校对满礼堂的学生说："地方要发展经济，牧民要劳动致富，这当然要支持，但是，这样无限制地放牧下去，最终伤害的是牧民，伤害的是草原，伤害的是自然环境。难道，我们就不能想出一个协调的办法吗"
办法其实都是有的，人类一次次对给大自然造成的灾难，绝大部分都是在知道其后果的情况下实施的，只有极少部分受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影响而没有估量到其严重后果。中宜环能环保公司董事长吴桐博士说："一方面我们在破坏，一方面我们又很少在保护和挽救上下工夫。问题不在于人们不知道，而在于人们不作为。早到了所有人都行动起来的时候了。"他认为，"非典"还显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困境。记者也接触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北京大学教授李正孝博士发明的博纳士牌"纳米燃油添加剂"，无论是科研院所的严格检测还是使用者的记录都表明，此种产品能够节约燃油10%左右，并且大大降低尾气污染，应当说至少能够实现"节能与环保"双赢，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实现从源头添加，但是至今，他创办的北京越隆博雅科技公司生产的该产品，几年来一直很难打进中石化、中石油两家控制的占有绝大部分燃油出货量的终端系统，原因，除了国家相关部门对其支持不足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中石化与中石油是相对封闭的，"外来人员"不在"公关"上花相当工夫，很难让其产品进入其销售终端。无论你的技术多么先进，产品多么环保。
二、 卫生预警：需要灵敏的网络体系
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技术支持组组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说，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公共卫生问题的挑战，全世界在最近十几年中新发传染病31种，在我国共出现15种。在世界上，第一次卫生革命解决传染病问题，第二次卫生革命解决心脑血管及糖尿病等慢性病问题；现在我国面临双重疾病负担，除艾滋病等新发传染病外，有些曾一度下降的传染病死灰复燃，如性病、肺结核等，目前我国肺结核发病在全世界居第二位。心脑血管疾病等发达国家较为突出的慢性病发病也有逐年上升趋势。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宋文治教授指出，传染病以前一般多数发生在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近年来传染病却多在城市起源，像1988年上海爆发的甲肝和此次的"非典"，都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爆发，然后由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大，城市向其他地区扩散病情的情况更加明显，控制起来愈加困难。
李立明说，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下设18个二级机构，负责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管理、卫生政策研究、公共卫生监测等。作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技术支撑和管理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科研为依托，以人才为根本，以疾控为中心。非典型肺炎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以来迎战的第一次大规模突发疫情，但并不是第一次迎战突发事件。在南"毒鼠强"中毒事件、白沟苯中毒事件等众多突发事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初试身手。
但此次"非典"事件，仍旧暴露出了我国紧急疫情反应机制不够迅速和灵敏的问题，也暴露出对公共卫生部门对突发事件准备不足。卫生部是有网站的，"非典"爆发后，由于群众希望获得足量的公正、客观、可靠的信息，虽然在上面信息量并不充分，但急于想了解更多情况的网民还是让卫生部网页点击率急剧飙升。卫生部原有的网站系统无法支持庞大的点击率出现了问题，不得不请北大青鸟集团的相关事业部来对其网站进行紧急改造和扩容。
4月21日，方正数码公司事业部总经理唐希勇接到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的紧急电话，让他立刻到北京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开会。职业的敏感性让他感觉到了这次会议一定与"非典"有关。果然，在会上，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负责人向参会的企业提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控决策支持系统"。几天的时间，要完成从需求分析、项目立项、设计、编码、测试和运行。方正数码接受了这个紧急任务，用其擅长的地理信息系统和电子政务系统，在８天的时间内将项目完成。方正数码的负责人说："如果是正常的单子，至少要用好几个月才能做完。"
"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控决策支持系统"能够全面细致地反映疫情在北京的表现情况，小到患者居住所在的小区、楼号，大到全市的整体趋势，这套系统都能够及时动态地反映出来，大大方便了决策。
据一些专家介绍，在此前，我国的突发事件紧急反应系统是没有"疫情报告"这一块的，只有１１０、１１９等这些大家意识内觉得很重要的突发事件反应机制。从职业的角度出发，方正数码的负责人说："以后可能就会好一些了，因为这套系统很实用而且很好用，有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支持，有了每个使用者的热情，有了各个省市之间的消息互通，有了与全球各个国家的互动，这样的系统对于及时掌握和了解我国的疫情趋势，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实际上，像"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控决策支持系统"只是信息化时代给我国的突发疫情反应机制增加的方便工具而已，假如不是处在信息时代，我们的应急反应机制该如何建立并运转呢？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呢？
李立明说，我国自2000年开始进行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非典"事件的教训将对我国的公共卫生紧急反应机制起到重大的促动，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联盟也将在近期内逐步得到完善。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加强与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通过挂靠单位的方式，建立了与地方病控制中心等7个挂靠单位的业务关系；通过首次全国省级疾控中心主任年会共商我国疾控大事，并取得了共识，即：通过例会制度、项目管理、科研合作、教育培训、考核评估等机制，建立中央－省－地市－县四级疾控工作网络，实行分级管理。通过业务合作，加强了与其它部委、大学及科研单位的联系；通过协会工作，加强了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联系。
李立明还介绍说，为提高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便于资源共享，加强区域联防能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成了"中国救灾防病应急专家数据库管理系统"。进入该数据库的1180余位专家，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3个机构，其中97％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专业涵盖疾病控制、公共卫生及中毒、检验等领域。通过该系统，可以更加准确、快速地遴选出适当专家，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国家制订疾病预防控制策略提供技术咨询。部分省级救灾防病应急专家数据库正在加紧建立中。
5月12日，国务院公布实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至此，酝酿已久的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建立有了法律依据。
条例对过去没有明确的问题进行了硬性规定：一是信息的快速上报和反馈机制；二是明确了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在紧急处理突发事件中的责任及要求；三是明确了法律责任，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可以期望，这样一部法规的出台，将使得建立应急机制成为政府的一种法定的责任和义务，换言之，如果一级政府不建立这样的应急机制，那就是失职。其实，一个地方（包括城市和农村）建立应急处理机制，不仅仅指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像其他诸如大型的社会恶性案件（比如去年南京的特大投毒案）、自然灾害（如水灾、地震）等等突发性的公共安全事件，都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类似的机制。也就是说，建立这样的机制应该成为一个地方的基本机制，缺之不可，在考核一个地方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中，这种机制应该成为相应的必要的考核内容。
三、 公民职责：考验文明程度
对于不少人来说，"公民社会"的说法这几年越发耳熟能详。这个说法的确有它的优势。"公民社会"既强调了公众对社会的高度参与和自主，同时也清楚地勾勒出了每一个公民在社会当中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因为从来，权利和责任都是共存的。
应当说，非典事件，就是考验我们"公民社会"意识的事件。2003年的春天，草木的葱茏少见于报端，代之的是"SARS"和"非典"。人群在极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分化。
因为恐慌，因为惜命，人性的卑劣的一面得到在巨大的释放，正气、大无畏精神、勇敢的态度，理性的思考能力全都在瞬间荡然消失。一时间，什么样的妖魔鬼怪都粉墨登场了，丑陋荒唐的表演居然有大量的追随者跟风传播。人们竟然荒唐愚昧到可以不顾一切抛弃逻辑抛弃秩序的地步，只要有话就信有说法就广泛扩散，却忘了在混乱的局面中自己也未必得到什么好，忘记了大无畏精神才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血脉，忘了英雄主义精神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撑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人自危到可耻的地步，一时间，人间真情被恐惧剥夺。5月初，北京人在外地寸步难行，饭不让吃店不让住路不让行；博山湖边只有两座施工的帐篷，河南居然到处传说被隔离的北京人大量搬到湖边安营扎寨；上级确定在天津某个村庄建"非典"隔离处，当地村民居然群起而攻之，不让计划得以实施；李先生得"非典"但治愈出院了，可他的工作却丢了，周围没有人理他；郭女士正常的工作调动却被传为"非典"死亡，等等现象。非典考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可能是因为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接受类似事件考验的缘故，我们在一开始出现了文明发育不足的种种表象。大学生都不听校方命令，不顾一切地往家跑。有些人是无知犯下的错，有些人则是蓄意妄为。
如果仔细拷问一下，在疫病开始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人没有做过？有谁敢说自己在此突发事件面前能够保持为社会着想、为他人考虑、爱护自己同时不伤害社会？一位志愿者说，在瘟疫肆虐的非常时期，社会和个人，需要的不是猜疑，而是安定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每一个平常日子里渴望着理想"公民社会"的公民，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里，是否首先想到了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呢？流言虽然不知道起于哪里，但它能否在我们这里终结呢？恐慌的情绪也许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它是否可以在我们这里终结呢？向周围的亲友传播必要的健康的信息，以更多的鼓励和祝福代替情绪化地抱怨和慌乱，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也该是我们所做的。
这位志愿者说，"非典"会结束，但类似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社会中合格的公民应该学会在任何重大事件面前保持理智，保持健康和奋进，负担起每个人应有的责任。信息是与能量共存的。一个健康的信息，必定为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带来健康的力量；一个负面的消息，即使是真实的，它对于我们有什么昂扬的意义吗？即使不是谣言，但一个负面的消息，在经过了多人的传递加强之后，微风会变为飓风，猫咪会成为猛虎。
不知道辽宁辽阳籍的那个患者砸开窗户跑出北京的医院然后带上女友装成普通人坐火车逃回家藏匿起来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但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内蒙古"非典"病人李松，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公安部门逮捕。李松是当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他明知自己是住院接受隔离治疗的传染病患者，却跑出医院，在公共场所活动长达8小时，使公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桑玉成教授说，李松事件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公民的社会责任。桑玉成指出，在法治社会，政府责任固然重要，公民责任也必不可少。只讲政府责任而不讲公民责任，或者只讲公民责任而不讲政府责任，都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公民的概念本来就意味着一个人与他人、与国家以及与社会在法律上以及政治上形成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表明，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不当社会行为，都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以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当一个公民的行为侵犯到他人、国家或者社会的公共利益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其承担由于这种不当行为而导致的后果，以此来维护其他公民或者国家或者社会的合法权利。桑玉成说，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责任，有愧于公民称号。公民切实履行公民责任，实质上也是对自己负责任，而且，公民在履行这种责任的同时，也能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到作为一个公民受到政府保护的权利。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逮捕李松，是政府高度负责的体现，也是对公民必须依法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力提醒和警示。5月14日,高法、高检公布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将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自５月１５日起施行。那些漠视他人安全传播疫端病的人，那些在网上造谣传谣的人，那些借机非法敛财的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但那些到超市抢购的人呢？那些戴着口罩终日呆在家中谁也不敢接触的人呢？那些不听从命令跑回家家的人呢？难道就不应当受到道德谴责？难道不应当自我反省？
四、 农民回家：凸显城乡差距
"非典"事件影响最广泛的一个群体，可能就农民，尤其是那些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当北京人民医院开始收治非典病人时，医院的管理者发现，清洁工都跑了，食堂也没有人做饭了。4月份,就在各地医护自告奋勇奔赴北京抗击"非典"第一线时，北京却为招不到一线护工而烦恼。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小组了解到，北京市收治"非典"患者的多家定点医院，目前急缺一线护工、卫生员及送餐员等辅助护理人员，一些医院已将招聘月薪提高到4000元，仍无人应聘。地处海淀区的北京胸科医院反映，目前急需百名护工和搞清洁的卫生员、给病人送水饭的送餐员。"以前医院的临时护工月薪约350元左右，自从发生非典疫情后，考虑到目前工作强度和危险性，医院已将招聘月薪标准提高到3000-4000元。即便如此，我们仍没有招到足够的人。"如此难题，在北京佑安医院、地坛医院、长辛店医院等"非典"定点也同样遇到。"迫不得已，我们很多一线的医护人员担负起了这些工作。几十斤重的氧气瓶都得由小护士来搬，是太劳累了。"多位院长如此表示。
医院分析，出现护工等辅助护理人员缺乏的现象，是由于医院在收治"非典"病人后有医护人员感染，许多护工担心自己也被感染上，而纷纷辞职所致。他们对疫情的了解不够全面，所以比较惧害在医院工作。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有关部门三番五次地请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不要乱走乱动的时候，护工们们宁可不挣钱也要跑回家，一些在城里打工农民甚至还是不惜抛弃刚刚入门的事业，以"偷渡"的方式潜逃回乡，内中是否有一些复杂的原因？
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是出来"见世面"，把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但同时，也是因为为了"现金收入"而考虑。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干的多半是体力活、粗重活、烦琐活，收入低微，但由于是现金，就比农业生产的效益可能要好一些。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都知道，农民劳作一年下来，即使粮食打得不少，但现金收入如果低得可怜，那么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根本不可能提高。于是有专家提出，进城打工的农民放着如此大好的挣现金的时机不利用，而是"火线大撤退"，一方面可能是相关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盲目行动；一方面也显出，除了干活拿到的是现金这一点优势之外，就工作和生活环境而言，他们在城市里的相关待遇未必比农村好，有病还不如回家看；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诚实的考虑，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多半是家中的壮劳力，是家里生活的保障，他们的健康问题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安危，所以，在收入和健康面前，他们选择了健康。
由此，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浮出水面：既然农村的医疗水平远比城市落后，跑回家中，万一得了病，治起来不是更没有希望？万一再传染给家人，不是雪上加霜？有关专家指出，打工农民跑回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医保体系根本不健全。农民看不起病，农民看病没有地方"报销"。北大医学部朱万福教授说，对于农村来说，一是农民经济上无法承担，有些人即使染病也不愿就医；二是多数县乡卫生院没有救治"非典"病人的条件。治疗"非典"病人需要用激素、输氧和专门的隔离病房，这样的条件许多农村的医疗诊所难以达到。如果"非典"扩散至农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好在这个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5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全体农村消费者发出特别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农村消费者切实做好防治工作，一旦感染"非典"，一定要及时就医。中消协提示说，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农民患者看"非典"一律免费。中消协在同时提醒广大农村消费者，凡有亲属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家庭，应积极做工作，说服、劝阻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顾全大局，在疫病流行期间不返乡，而应该就地预防、就地观察、就地治疗，避免将疫情扩散到农村。平时一定要勤洗手、勤洗脸、勤换洗衣物，提高公共卫生意识。同时，中消协特别提示广大农民警惕封建迷信活动干扰正常的防治工作。如果有染上"非典"疫病的农民患者，要马上到医院就诊，国家对农民（包括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验、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因此，作为农民患者，不用担心负担不起治疗费用。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对农村的投入应更多地进入"以人为中心"的社区建设方面，这包括农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建设、生存安全网建设、农村医疗体系建设、农村教育体系建设以及社区建设等方面。但当前现行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以及行政管理及技术能力将会成为很大的制约因素。
5月11日,卫生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指出，有关主管部门注重警惕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缺失的危机。在广州、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医疗保障体系，北京市政府还承诺对低保等困难群体实施免费救治。"这同时反衬出农村医保体系的薄弱和缺失。如果疫情向农村蔓延，将使农村的医疗救治工作受到重大考验。"
孙东东说，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投入，双管齐下，尽快在农村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和农民保障体系，解决农民医疗保障的燃眉之急,以充分做好抗击"非典"的长期性、艰巨性准备。
孙东东的忧虑不无道理。他认为，在医疗保障方面，城乡差别是巨大的，无论设备条件还是风险保障，农民明显比城市居民要"低人一等"。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实际上,200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３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要求从２００３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２到３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２０１０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一个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在我国建立。但是，进程能否加快一些呢？
中华英才网总裁张杰贤说，"非典"的发生刺激了网络的大量应用，这也反衬出了另外一种城乡差别。在城市里，一些工种通过网络工作，有些工种甚至能够实现"移动办公"；不少用工单位通过网络招聘职员，不少找工作的大学生在网上大量发布求职简历。但是对于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农民来说，对于网络设施相对落后的农村来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信息时代带来的好处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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