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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Goldsmith 舒萌译 杨皓校 【编者按： 前一段，在有关“人类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中，所有刊载出来的言论，不管多么针锋相对，其潜在的前提都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如果有人竟敢公开表明，他其实本来也就不特别相信“科学”，那么“反科学”或者“迷信”的帽子就会一顶一顶地压过来。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失去了参与讨论的资格。 在这一点上，全球大多数地方都是非常相似的。因为“科学”正作为唯一正确的东西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科学”不过是人类解释世界的所有方式中的一个，它既不特别客观，也不特别高明，甚至它发展到今天已经凸现出自己先天的不足和有些病态的地方。 我们翻译此文和推荐这本书的初衷当然不是要全面的否定科学，否定它曾为人类带来的种种益处。只不过，今天，对于西方科学的迷信过于泛滥，以至于所有其它看待世界的方式都被压制住了，特别是我们千百年来所积淀的传统知识、文化——我们依靠它已经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了几千年。在这一点上，科学迷信与其它任何迷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可能更可怕（其它迷信至少是要敬畏大自然的力量的）。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多听一听另一种声音，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科学”，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的“进步”与“发展”，去除过分夸大的成分，还它以本来面目。 最后，我们想借此表达的是，不论我们相信哪种对于世界的解释，不论我们想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它不应该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而唯一能避免这种结果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对于个人的健康、心灵的健康以及大地的健康来说，它都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人正迅速毁灭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上演着相同的故事：森林被砍伐，湿地被排干，珊瑚礁被采挖，耕地被侵蚀成盐碱地和荒漠，或者干脆被铺设成公路。到处都是污染——我们的地下水、溪流、江河、湖泊、港湾、海洋，我们呼吸的空气、吃进的食物，无一不受到影响。如今，在地球上生活的 每一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物种可能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濒于灭绝。科学研究只能看到其中的只鳞片爪。地球磁场正在被改变，没有人知道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保护人类及其它生命免于过量紫外线照射的臭氧层正在迅速变薄；就连气候也被改造得如此厉害，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以至于在今后的40年里，我们将会体验到前人从未经历过的气候环境。 我们就这样毁灭着自然界，使我们的星球越来越不适宜居住。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用不了几十年，她 为什么？你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就是我们的社会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因其天性使然，必定会规模化地逐步扩大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它所引起的环境恶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重而持久。目前，人类生存及各类经济活动所消耗的能量占到地球上所有陆生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量”[2]的40%，这个数据显示出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压力与自然承载力之间的严重失衡。如果经济活动仍然按照现有的速度持续扩张的话，用不了几十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100％——这当然不是不着边际的想象。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心，即使有过那么一点，也是少得可怜。他们闭着眼睛照旧行事，就像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一样。170名科学家坐在联合国设立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3]会议上，警告领导人们，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在目前的基础上减少60－80％。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然在推进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公路扩建工程，并且津津乐道于在世纪末能让公路上奔驰的车辆再翻一番。而美国政府则公开表明，不管气候如何变化，他们还会继续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那可预见的未来增加他们的“贡献”。工业界对于环境问题就更加漠然了。石油企业大力游说政府，以防他们采取措施来减少二氧化碳 然而，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学术界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时也表现出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冷漠。众所皆知，它的职责本应是将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贡献给政府和社会，以此为普罗大众谋求幸福。但是，学术界怎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地球已经越来越不适宜生存，我们连同其它难以计数的物种正一起走在这条必将导向毁灭的路上，而学者们却对这个致命的进程进行了集体的忽视。我们的学者让人联想起那些澳洲的土著人：当布坦尼湾北部的海岸线第一次出现了库克船长[4]巨大的海船时，他们却对此置之不理，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一切行为如常。也许，有意无意地，他们希望当大家都不把这只“怪物”的存在当回事时，它便会因此而离开，还给他们原有的宁静。 土著人与学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止是表面上的。两者都不愿面对生活要发生改变的挑战，因为占据主流的世界观难以想像它的可能性——事实上，一旦有人指出这种挑战的存在，主流的声音就会想办法证明它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人类学家华莱士令人信服地说明宗族部落会不惜任何代价来维系他们的认知结构[5]。库恩、波兰尼、斯坦特[6] 这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指出，科学工作者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同样的事情。 在本书中，我所说的世界观是指“现代主义”[7]世界观，也就是当今的学者们与社会大众所共有的世界观。它被忠实地反映在学术界的特定范式[8]中，比如经济学范式或者科学范式。在现代主义世界观以及它的理论范式中，有两个最基本的信条。其中一个是，所有有益之物（包括我们的福利和真实财富），都来自于人造世界；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们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产物。而生物圈发挥其正常功能时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比如稳定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淡水——统统给忽略掉了。这些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被认为没有任何价值。 现代主义世界观的第二个基本信条是对第一条进行逻辑推导的必然结果：就是为了使所有利益（包括我们的福利和财富）最大化，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奉之如神明。它的神效不容置疑：对于这个致命的进程，如果有人提出它也许给我们带来的并不全是益处，那就成了对神圣的“现代主义”的亵渎。现代化农业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营养不良和饥荒的主要原因；除了天花以外，几乎其它每一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都越来越高，而现代医药却对此无能为力。对于主流科学家来说，指出这些事实也是一种亵渎。任何一个“现代主义”的信徒都不能接受，我们今天所亲历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遭到的可怕破坏，正是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化进程的杰作。相反，人们把它归咎于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和困难——比如政府干预、地方腐败、反常的经济现象或气候环境（有人觉得它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或者总能被接受的所谓“人总会有失误”的老一套说辞。 “现代主义”世界观就这样障碍着我们去理解自身与所生活的世界的关系，障碍着我们去顺应自然的规律，而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使我们的福利和真正的财富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相反，现代主义，特别是科学与经济范式，为经济发展或者所谓的“进步”提供了合理化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导致了自然界被破坏——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它的后果：贫穷、营养不良和人类普遍的不幸。 怎么会这样？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客观的科学家怎么可能会采取如此不客观的态度？答案就是科学本身并不客观——这是个事实，波兰尼、库恩等科学哲学家已经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证明。科学家们之所以会相信科学范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主义”世界观，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对我们构建这个世界所遵循的原则做出了合理化解释。而科学家们——事实上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个体系下被教育长大的。人们很难避免这样的想法：自己所生 这种倾向于把我们仅知的这个世界视为正常存在的普遍性看法反映在我们的中小学校和综合大学所教授的课程中。比如，经济学这门现代学科，它建立的基础是要假定这套正在运转着的破坏性的经济体系是正常的；社会学要假定，我们这个分裂的、充斥着犯罪现象的社会是正常的；政治学也认为让被选举出来的独裁政府管理现代国家事务是合理的[10]；而农业科学则相信依靠化学物品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是正常的，虽然它会使耕地迅速沙化。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他们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只不过是还没有不正常到超出地球上人类的经验范围罢了——要让他们觉得不正常，那非得是完全反常的短暂现象。他们就像是一个只见过癌症病变的生物学家，从来不知道健康的组织器官是什么样的，自然会误将肿瘤当成健康组织，无法分辨出病理与正常生理之间的区别。 学界仍然相信科学范式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科学范式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张最具欺骗性的“现实世界”的图景，但它仍然是一个自恰的、统一完整的体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科学原理不会因为是在实验室里的可控条件下被证明为真就会被主流科学家接受，甚至也不会因为通过某个数学模型的模拟得到了验证就被承认。总的来说，它们必须恰好能够刚刚与科学范式相吻合。由这些科学原理所构建起来的各门学科，只要符合牛顿物理学导出的还原论[11]与机械论[12]的范式，就会被唯一的贴上科学的标签，也才有了能在学校里被教授的资格——尽管牛顿物理学早就被认为应该让路给量子理论了。 行为学家使心理学能够符合这个模型。新达尔文主义者[13]，更多是社会生物学家[14]对生物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现代社会学对机械论和还原论并不陌生，而在四、五十年代新兴起的生态学建立的也是牛顿生态学。这样，所有的理论知识，从最不值一提的到最重要的，都被迫进入到强求一致的科学范式中，削足适履地适应着这个分裂的、机械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过是一台台机器，他们的需求完全是物质上的和技术上的——恰好能够从政府体系和工业系统中得到满足。同时，在这个范式里，任何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依据机械论，都必然能用一个合适的技术上的解决方法来解决。多么美妙，并且完全符合逻辑——这种科学家的完美无缺的臆想！ 科学范式也是一个完全稳定的自平衡系统。它能够使自己万世长存，但同时也会拉大它所描述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因为知识只有在符合这个范式的前提下才能被接纳，其它所有与之不符的知识，即使是真确而重要的，都会带上同样的记号，然后被粗暴的丢弃。这样被它枪毙掉的所有的理论都有着相同的假定：这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的，带有某种自主意志；是有结构、有组织的，而不是分裂成互不相干的单元；是合作而不是纯粹的竞争；具有活力、创造力和智慧，而不是被动的，像台自动化机器；是能够做自我调节的，而不需要依靠外力来控制；是趋向于保持稳定状态和自我平衡的，而不是一直漫无目的的变化着：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理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生命的，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的死物。 似乎没有哪一条构成盖娅生态学[15]所必须的基本原则会符合科学范式；“现代主义”世界观中也容纳不了那些能够终止地球上毁灭性活动的行为准则——它们本可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能让人感到幸福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的生态学原则是与自然相和谐的，它了解治疗地球创伤的紧迫性。有很多人正致力于建立和发展这样的世界观，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这些人中包括推动深层生态学运动的纳斯、塞欣斯和福克斯[16]等人；布肯[17]和他的社会生态学小组；史克里莫斯基[18]和他的生态哲学；南迪[19]和他的同事——他们对西方科学给出过很多有力的批判；还有卡普拉[20]的爱姆伍德基金会。 在本书中，我试图清晰地阐明构成生态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相互之间都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自恰的模型来解释我们与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本书，我断断续续写了几十年，但是最近几年，它的内容有了重大的改变。我一直很清楚，改变的灵感一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特别是已经消逝的最早期人类的世界观。那时候，各个地方的人都真正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一点上，我经常受到指责。然而，在我看来，只以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的世界观为出发点去看问题，那才是傲慢无礼的——在人类的经验里，这种所谓的理想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它在生物学、社会学和生态学上存在的可能性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证明。如果说卡尔·马克思在这点上错了，那么今天那些鼓吹经济发展与“进步”的专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人造的科技世界，却没有问过自己，我们是否能适应它，或者我们的生物圈能支撑它多少年。 最近，有一件事非常吸引我，那就是各地早期的本土文化中所蕴涵的世界观，其主要特征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它们所共同强调的两条基本原则是构成任何生态学世界观都必不可少的要素。第一条就是这个充满生气的世界或者说生物圈是一切有益之物（包括所有的财富）的源头，但是只有当我们能维护她基本的秩序时，她才能惠泽四方。由此而来的第二条基本原则是，在生态社会里人们的行为模式，它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自然或者说“和谐宇宙”的基本秩序。“和谐宇宙”(cosmos)是我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来表示传统本土文化眼中的宇宙，当然也是生态学眼中的宇宙。 对于传统本土文化，特别是古人世界观的一个粗略的研究表明，很多社会对于这种行为模式确实是有一个对应的词语来表达：印度雅利安时代的“茹阿特”[21]；古波斯人的“爱舍”[22]；古埃及人的“玛特”[23]；“达摩”[24]——印度教的另一个观念，后来被佛教所吸收；还有中国的“道”。这些名词通常都能用来指称“和谐宇宙”的基本秩序，不过更普遍的，它们是指为了维护宇宙的基本秩序，我们所必须要走的道路，或者说所要遵循的“自然之道”。在其它很多文化中，如果没有能表达“自然之道”的确切词语，那就说明这个理念从未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出现过。顺应“自然之道”非常重要——它可能会被明确的表达出来，也可能内蕴在自己的文化中。我们只有遵循它，一个社会才能使所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都服从于这个最重要的原则——维护“和谐宇宙的”基本秩序。这就是本书书名“自然之道”[25]的由来。
译者注： |
每一个生命个体，其体内都能找到农业和工业用化学物的痕迹——其中有很多都是可能诱发癌症和基因突变的物质。
就再也无法支撑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形式了。很不幸，这些听起来遥远的推测正是再确定不过的事实。在过去的21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
的排放，因为这会导致石油需求量的下降和连带的油价的下跌。不管发生什么事，势力强大的工业集团总是不遗余力地保护着自己哪怕是一丁点的短期利益。通常，正是由于这些集团向政府游说和施压，才阻碍了政府采取行动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
活的世界——仅知的这个世界——反映了地球上人类生活的正常形态。就像一个睡在里约热内卢的臭水沟里，靠着小偷小摸过活的孩子，会把自己被遗弃的命运看得很平常
